2007年9月26日星期三

中国时报披露:胡平、于大海、王军涛、王炳章、王丹、高瞻、李少民都是台谍



“倒王风波”导致“民运”分崩离析 台媒体首度披露内幕
台“军情局”为控制“民运” 当年命胡平林樵清围攻王炳章

【大公報訊】 據《中國時報》二十四日報道,台灣軍情局歷時二十餘年,與從大陸出走海外的所謂「民运分子」接触,前後分別以「移山專案」、「文正專案」、「崑崙專案」、「致廣專案」、「致遠專案」等四個階段,剛好也代表了海外民运分子的兴起、轉移、發展與沒落。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大陸留學加拿大公費生王炳章在美國紐約發起「中國之春」运动,军情局即派员與王直接聯繫,王也派寧嘉晨來台洽商合作。

軍情局經國安局核定後,決定以政府名義與「中國之春」秘密合作。一九八三年軍情局派翁衍慶上校,(翁衍慶後晉升至中將,並於副局長任內退休),化名「翁遠書」,赴美擔任聯繫指導,對內職務是軍情局駐美東工作組長,對外職稱「君平公司」負責人。

從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五年,是軍情局與民运分子合作的第一阶段,主要接觸對象是王炳章。軍情局每年提供五十萬美元活動經費,匯給王虛設的「貫中公司」,另每月支薪一千美元。這個階段的專案代號稱為「移山」,軍情局自比「愚公」,希望能藉海外民运分子之力,撼动中国大陆内部社会制度。

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九年,是軍情局與民运合作的第二阶段。


擬組政黨 被軍情局斷糧

一九八四年十月,發生「江南案」,軍情局駐美情報員奉命撤離,經「國安會」、「國安局」與國民黨文工會商議,並報請「總統」核定,自一九八五年十二月起轉為文工會接辦,當時的文工會主任是宋楚瑜。由於實際工作仍由軍情局負責,故翁衍慶借調文工會,但仍具軍職身份。

一九八六年五月,美國FBI約談翁衍慶,指其為軍情局駐美代表,希望翁能與美秘密合作,翁未允諾,被迫於兩周後返台。

翁衍慶返台後,王炳章趁機坐大,反有意在台灣組黨,由於還處戒嚴時期,不能組黨,軍情局停止與王合作,切斷經費資助,並运作「民联」,阻止王的发展。

一九八八年,海外民运分子分裂,胡平取代王炳章,八月,胡平派林樵清来台与軍情局商議,軍情局又恢復已停止一年的經費援助。

從一九九○年至一九九三年,是軍情局與民运合作的第三阶段。

一九八九年,大陸發生那場風波後,軍情局主動與胡平建立「策聯」,在大陸積極活動,期間,大陸逮捕十個告密給台灣軍情局的間諜,這些人均遭判刑八到十年。


民运分子失作用 遭台遺棄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大海取代胡平,擔任民聯主席,軍情局順勢停止資助民聯組織,僅經援「中國之春」雜誌。這是軍情局第二度中止經費。

從一九九四年到二○○○年,則是合作的第四階段,亦是合作的尾聲。這個階段,大陸有計劃的切斷海外民运分子的联络管道,並且釋放魏京生、王軍濤、王希哲等人,這些人到海外,讓民运派系更加复雜。軍情局攪進民运分子的「战国时代」。

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大陸試射導彈,軍情局任務改以軍事預警情報為重,並大量派遣情報員登陸,海外民运分子的角色,越来越边缘化,终至沒落。

民進黨執政後,軍情局大幅刪減民运经费,僅存極少數的個案合作。



《北京之春》每年为台「军情局」 收集250件情报
DWNEWS।COM– 2006年11月15日5:42:33(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

王丹承认收扁20万美元

综合台湾《东森新闻》等媒体14日报道:陈水扁「国务机要费」弊案所引起的风波仍持续在海外延烧,虽然日前「民运人士」王丹已经承认有收受来自台湾友人的政治捐款,但是他声称事前不知道捐款是来自阿扁政府。但据台湾《自由时报》披露,「北京之春」每年负责为台湾「军情局」收集250件情报,为此「军情局」专门设立「二王专案」和「文正专案」,资助王丹、胡平分管的间谍网络。

继日前王丹接受媒体访问时,间接表示收过数笔来自台湾友人的捐款后,平面媒体近日更直接指出,王丹承认所收受的20万美金,是来自台湾的陈水扁政府。面对这样的报道,王丹就特别在《东森新闻》的访问中,郑重否认他知道捐款的来源,是来自阿扁的「国务机要费」。

此前,曾有人在美国加州的一个公共场所对王丹质询,王丹坚决否认「拿了台湾当局的钱」,还信誓旦旦:不信可以查我的银行帐号了。如果陈水扁的贪污案没有爆发,王丹的誓言也许永远不会漏底,某些弥天大谎也许永远不会被揭穿。但陈水扁忽然自身不保了,「国务机要费」里终于露出王丹的名字。在推拖了一阵子之后,他终于公开承认:我拿了那20万美元。


「北春」年供250件情报

2006年3月8日,民进党特意安排王丹、胡平以「外国友好人士」的身份到「立法院」演讲,为不久前陈水扁终止「国家统一纲领」(「废统」)站台鼓气,抗衡外界反对声浪,激励岛内「台独」士气。

王丹和胡平分别是《北京之春》杂社(北春)的社长和主编,据台湾《自由时报》披露,「北春」每年负责为台湾「军情局」收集的250件情报,为此「军情局」专门设立「二王专案」和「文正专案」,资助王丹、胡平分管的间谍网络。

众所周知,王丹每月都要定期「进出」台湾。最近记者也爆出他「计划之中的台湾之行」不受影响。人们有理由怀疑:他是否因救驾有功,去台湾领取更多的奖赏去了?

王丹日前辩称,其实资助海外「民运人士」的资金来源本来就很多,但是只要没有特别的政治目的,他们也都不会去询问捐款的资金来源。



台湾“军情局”借重“民运”登陆20年揭秘
DWNEWS।COM-- 2007年9月24日4:26:26(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中国时报 吕昭隆/ “移山专案”,是军情局与海外民运接触的滥觞。从早期的“移山专案”到中期的“文正专案”,及至后期的“昆仑专案”、“致广专案”、“致远专案”,军情局与民运建立关系,前后历时廿余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刚好代表了海外民运的兴起、转移、发展与没落。

中华民国七十一年十一月,中共留学加拿大公费生王炳章在美国纽约发起“中国之春”运动,军情局即派员与王直接联系,王也派宁嘉晨来台洽商合作。


王炳章“中国之春”合作滥觞

军情局经国安局核定后,决定以政府名义与“中国之春”秘密合作。七十二年军情局派翁衍庆上校,(翁衍庆后晋升至中将,并于副局长任内退休),化名“翁远书”,赴美担任联系指导,对内联务是军情局驻美东工作组长,对外职称是“君平公司”负责人。

从七十一年到七十四年,是军情局与民运合作的第一阶段,主要接触对象是王炳章。军情局每年提供五十万美元活动经费,汇给王虚设的“贯中公司”,另每月支薪一千美元。这个阶段的专案代号称为“移山”,军情局自比愚公,希望能藉海外民运之力,撼动中国内部民主。

七十五年到七十八年,是军情局与民运合作的第二阶段。

惊传“江南案” 王拟组党遭断援

七十三年十月,发生“江南案”,军情局驻美情报员奉命撤离,经国安会、国安局与国民党文工会商议,并报请总统核定,自七十四年十二月起转为文工会接办,当时的文工会主任是宋楚瑜。由于实际工作仍由军情局负责,故翁衍庆借调文工会,但仍具军职身分。

七十五年五月,美国FBI约谈翁衍庆,指其为军情局驻美代表,希望翁能与美秘密合作,翁未允诺,被迫于两周后返台。

翁衍庆返台后,王炳章趁机坐大,反有意在台湾组党,由于还处戒严时期,不能组党,军情局停止与王合作,切断经费资助,并运作民联,阻止王的发展。

七十七年,海外民运分裂,胡平取代王炳章,八月,胡平派林樵清来台与军情局商议,军情局又恢复已停止一年的经费援助。

从七十九年八十二年,是军情局与民运合作的第三阶段。

天安门事件 “策联”十人被逮

七十八年,大陆发生天安门事件后,军情局主动与胡平建立“策联”,在大陆积极活动。期间,中共逮捕十个所谓的间谍,包括上海的邱麟、宁夏的高晓诗等人。这些人将天安门群众运动情况告知我军情局,均遭判八到十年的重刑。

八十年六月,于大海取代胡平,担任民联主席,军情局顺势停止资助民联组识,仅经援“中国之春”杂志。这是军情局第二度中止经费。

从八十三年到八十九年,则是合作的第四阶段。双方合作已近尾声。这个阶段,中共很有计画的切断海外民运人士与大陆的连络管道,并且释放魏京生、王军涛、王希哲等知名异议人士,这些人到海外,让民运派系更加复杂。军情局搅进民运的“战国时代”。

派遣情报员登陆 合作告终

八十五年,台海危机中共试射飞弹,军情局任务改以军事预警情报为重,并大量派遣情报员入陆,海外民运人士的角色,愈来愈边缘化,终至没落。

民进党执政后,军情局大幅删减民运经费,仅存极少数的个案合作。

九○年李少民、高瞻失事 美曾高度关切

民国九十年二月,在军情局与海外民运合作荡到低点,并大砍援助经费之际,中共开始动手抓人,在大陆逮捕外籍学者与民运人士,发生李少民与高瞻事件。

面对中共的台谍指控,李少民与高瞻均极力否认,仅承认接受台湾“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经费赞助,单纯从事与两岸有关的研究活动,军情局则保持缄默。

李少民与高瞻案,引起美国高度关注,包括总统与国务卿,都公开对中共喊话。

事实则是,李少民曾与军情局“接触”,高瞻则不曾与我情报员碰过头。

李少民与我军情局接触的时间极早,介聘人是“中国之春”杂志社长王炳章。七十八年六月天安门事件后,在王炳章安排下,六月底,李少民飞到泰国曼谷,与军情局情报员曹XX见面。

中共是在八十九年底盯上全案,九十年二月十一日,赴大陆探亲的高瞻,从北京返美时遭逮捕,有美国公民身分的李少民,则在廿五日由香港进入大陆时遭拘禁。

至于交给李、高文件的曲炜,任职中共“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宣传部副部长。曲炜在八十九年随团访台时,并且脱队“失踪”过,传闻曾与我情治单位“接触”,并接受新台币十万元的见面礼。曲炜是将中共国台办新任副主任周明伟一份内部讲话资料交给高瞻,于九十年二月遭到拘捕。

李案的发展是,曲炜遭中共以间谍罪判刑十三年,高瞻遭中共以间谍罪判刑十年,随即获准保外就医,驱逐离境。李少民、高瞻被中共监禁约五个多月,均于当年七月获释返美。

由于民运人士均居海外,军情局与民运长年合作,鲜少传出“失事”,李少民案,堪称是头一回。随后,则有王炳章遭中共越境绑架逮捕案。

与军情局合作过的海外民运人士王炳章,九十一年七月遭中共监视,同年十二月正式逮捕。情报界不少人认为,王炳章是在越南边境遭中共绑架抓走的。

九十二年二月,王炳章在深圳受审,遭中共以间谍罪判处无期徒刑。

根据中共公布的刑事判决书,王炳章搜集的情报内容,包括“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战例选编”等文件。

王炳章被捕的过程,相当戏剧化。根据我情治界的说法,中共的说词是,王因涉及一件绑架案,人在广西边境的一座小庙躲藏,被人发现,意外遭捕,唯军情局没人相信,并认为是中共掌握王的行踪,直接派人到越南边境绑架到广西的,绑到中国境内,中共国安单位顺理成章地抓人。

八十七年一月,王炳章曾用化名“楼开文”,自广东珠海潜入大陆活动,并安全出境。

王炳章于失事前,曾托人带信到台湾,要求军情局或国安局资助情报经费。不过,军情局对大陆情报工作,已调整为预警情报优先,对所谓“兵运”或“恐怖活动”,兴趣不大。


http://www7.chinesenewsnet.com/gb/MainNews/SinoNews/Mainland/2007_9_23_16_26_26_681.html

2007年9月18日星期二

华盛顿合并大会 海外民运大内讧

王若望获李登辉接见和八万美元资助 欲统合海外民运


等到上海異議人士一個接一個在聯名信上署上大名後,張先樑給美國加州的黃雨川 發傳真,同時還傳真了胡可師和高曉亮兩個人的簡歷。傳真號碼是王若望走之前留下的。張先樑希望助海外的王老一臂之力。王老也沒有忘記國內的朋友。他到了美國不久就給張先樑打電話,表示要給上海的朋友們一些錢。張、楊、傅三個人每人三百美金,其他人每人二百美金,這是王心目中的等級標準。因為電話必被警方監聽,張先樑和其他幾家商量後覺得這個錢燙手,決定不拿,但王老的好心大家都心領了。

剛到美國的王若望夫婦住在黃雨川家中。兩位老人朝暮相處,相談甚洽。黃是民陣監委會委員,這些日子他正為海外「民運」組織民陣 內部兩派的爭鬥日趨激烈而頭痛。和大多數關心政治的海外老華人一樣,原來對民陣寄於厚望,現在卻越來越失望。

和民聯不同,民陣是八九學運後中國逃亡人士在法國成立的新組織。人稱民聯是地、富、反、壞、右,民陣是叛徒、特務、走資派。民聯的成員多數是幾年前來美國的留學生,他們或者還在讀書,或者畢業後已經有了工作,生活相對比較安定。民陣的成員主要是「六四」事件後逃亡西方的中國官員和知名學生,他們得到了天空和飘浮在天空中的名聲,卻失去了國內立足的政治舞台,以及個人經濟收入和正常的生活,幾乎所有的一切。

民陣從台灣和美國得到大量的資助,甚至比老牌的民聯更多。成立後的第一年,他們的領袖私下說至少得到二百六十多萬的美金。他們曾經化五十五萬買了一艘舊船,命名為「民主女神號」,設想對中國搞廣播宣傳,結果卻不了了之。民陣成立時,嚴家其 當主席,萬潤南當秘書長,僅萬手下就有十四個拿工資的秘書。誰也沒有想到用錢要精打細算,細水長流。萬潤南曾說中共政權的日子長不了,也就二年的光景。革命即將成功,省錢還有什麼意義?這些話的醉翁之意卻是吸引海外的資金和資源。當中國逃亡者的預言很快成為泡影,台灣和美國多多少少覺得有點受騙上當。

正是起因於資金和財務問題,九零年初,陳一諮 、朱嘉明 和嚴家其,以及在美國的楊建利 等人結成「民陣」內部的反萬派。他們指責萬潤南大權獨霸,營私舞弊,任人唯親。嚴家其是一個清廉的知識分子,台灣聞人王愓吾曾給一些人紅包,給他的一個裡面裝了二萬美金,唯有他一個人拒絕了。嚴曾要求萬解釋一些財務問題,萬推說沒時間,背後則埋怨說,「一個媳婦辛苦幹事,九個婆婆說三道四,還是國內的老毛病」。朱嘉明起先對萬潤南百般恭維,後來卻與萬發生激烈爭吵,朱甚至說,「我們兩人各開一輛車對撞,你敢不敢?」萬不回答。

一則傳聞沸沸揚揚,美國對「民運」的資助將由以前每年四十萬增加到二百萬。徐邦泰是從宦國蒼那裡聽說的,他倆都擔心這不僅不會減弱或平息爭鬥,而只會加劇爭鬥。宦從八零年從上海到美國留學,八二年和王炳章 等一起創辦「中國之春」雜誌,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仍關心「民運」活動。重新分配資源,重新組合的浪潮不斷高漲,但表面的理由卻極其官冕堂皇,大家都說合併是為了適應政治大形勢的需要。王若望撰文說,「我對華盛頓會議使民運組織統一抱有很高的期望」,合併後,「在发生变乱的时期,將帶領自己的隊伍回國,填補中共留下的政治空間。」 最早提議民聯、民陣合併的是胡平和吳方城 。民陣的兩派也都積極支持,火上加油。沒有任何人站出來說明海外「民運」的根本矛盾是粥少僧多,而這個矛盾不是開合併大會能解決的。相對冷靜的是徐邦泰,他在民陣成立前就主張可以聯合,但不要打破以前各自的山頭,可以象香港「支聯會」一樣,在團體成員制的基礎上實行聯合,這樣波動比較小。八九學潮後,徐創辦和主持「二十一世紀基金會」和「中國之音」廣播台的工作,小日子過得不錯。所以別人都以為他是飽漢不知餓漢饑。大家的道理是:不打破小飯碗,哪來的大飯碗。徐邦泰一九八六年來到美國,先做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的研究生,這期間當選為中國旅美政治學會第三任會長,并應邀訪問台灣,名噪一時。八八年應王炳章之邀參加民聯。八二年他已是民聯的聯委會主任和《中國之春》的董事長,人縁也不錯, 大家都說他為人謙和。這一天,徐邦泰來黃雨川家走訪,幾個人興致勃勃地談起幾個月後將召開的合併大會。

黃雨川提議王若望當主席,徐邦泰和萬潤南當副主席。他說,「幾年的歷史證明,我們缺乏有聲望的具有清廉道德形像的領袖,我們缺乏一個超越派性之上,可以抑制內斗的領袖,我們缺乏一個既了解大陸民情又深得大陸民心的領袖,而王若望正是這樣一個人。」徐邦泰也表示看好,說王老作為民陣、民聯共同推選的獨立候選人,可能會得最高票。 羊子擔心王若望的年紀和身體,提出王若望擔任名譽主席為好。大家勸她不必顧慮太多,為民主應該講奉獻,應該當仁不讓,羊子想想也對。第二天,徐邦泰開車,帶王若望夫婦觀光了金門大橋。然後在一個高爾夫球場休息了一陣,拍照留念。八月的太陽象王若望一樣熱情奔放。王索性把外衣脫了,剩一件汗衫,瘦骨棱棱,象一匹老馬。一路上大家有說有笑,好象一家人。九二年十月,王若望在紐約決定參選主席。這個消息很快傳遍了全世界,他成為炙手可熱的明星人物。民陣第二任主席萬潤南熱情邀請王若望夫婦訪問歐洲法、德、英三國,一切招待、費用都由萬安排負責。未來的「民運」主席,應該到各地先見見群眾,讓大家有個印象,然後才可以投票,這是萬的理由。萬潤南也是上海人,父親是財務專業人員。他畢業於上海五十五中學,六四年考上清華大學,在大學裡加入中共。七零年,在劉少奇家最困難的時候他與劉的大女兒劉濤結婚。萬的名氣始於官商背景的四通公司,輝煌於八九年學運。他外表溫和,談吐文雅,內心卻永遠不願對強勢屈服。台灣方面也想收買他,他拒絕了,背後說,「老子連共產黨都不伺候,憑什麼伺候國民黨。」

一路旅遊下來,王若望夫婦覺得很累,但是心裡卻很高興,大開眼界不算,他們從招待的規格上知道了他們自己的價值和份量。王老夫婦自然對萬十分好感,因為所到各處見到的萬的部下都對王若望說奉承話。王老有點飘飄然了,他稱其他人推他為主席候選人的舉動為「擁戴」 ,這個詞表現歷史上皇帝興臣民之間的關係,他還把他們夫婦的旅遊和鄧小平的南巡相提并論。一個消息開始流傳:王若望的方案,是王當主席,萬潤南當第一副主席兼秘書長,徐邦泰當第二副主席。甚至還有一個方案,王挑選的兩個副主席候選人是萬潤南和馬大維 ,他倆都是「民陣」。這消息使得徐邦泰和民聯聯委會很不高興。民聯老人王德耀 特意去紐約拜訪王若望。他倆以前在王雨川家見過,彼此有好感。王若望夫婦住在紐約唐人區一個破舊的大房子裡。這是王夫婦剛到紐約時,石磊給幫助找的房。他們包租了二樓一層,自己住其中的一個睡房,再把其餘的房間分租出去,廚房和客廳大家共用。房客中有一個來自中美洲的偷渡者──姚茂盛,也是上海人。姚為了方便得到美國的政治庇難,已經加入民聯,也和王老夫婦十分親近。原來石還想找個好一點的房子,但王老夫婦說,還是便宜一點的好,怕往後負擔不起。除了有時得到一些私人的贈款,他們沒有經常性的收入。為了能付得起每月三百美金的房租,五十六歲的羊子主動要求去打工。她打的第一份工,是為人家照看孩子,以後又幫人家接送孩子。她除了打工做家務,有時還幫助王老整理文件,和應付交際。面對這種貧困而忙碌的生活,她從來無怨無悔。王德耀進門時,王老正在和姚茂盛說話。見到有客人來,姚起身回他的房間。從姚的房間,他依然可以聽到一壁之隔的談話。對任何人都不擺架子的王老招呼王德耀坐下。說起副主席人選,王若望先提到萬潤南。王德耀說,「你忘記在雨川家說好的麼,還有徐邦泰呀?」王若望馬上說,「是有那麼回事,那就增加一個副主席吧。」羊子在一邊說起他們在全世界巡游的事,說萬潤南很有能力,很得人心等等。相比起萬來,羊子覺得徐邦泰不實惠。等到羊子走開,王若望說,「她只是說說而已,你放心,我是個男人,我不會聽信婦人之言,我心中有數,我會把徐邦泰放上去。」

王德耀回到加州,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說了。徐聽了顯然不高興,但沒說什麼。幾天後徐心情平靜了才說:「羊子說我不實惠也沒錯。我當初只是口頭贊成王競選主席,不比萬潤南有錢,可以給他們到處旅游,民聯沒那麼多錢。我即使有錢,要這麼做,也要經過聯委會討論,只怕通不過。」從此民聯多數人心中都認為王老已偏向萬潤南派,即使王老會安排兩個副主席位子,也被認為只是做做樣子而已。 萬潤南的行政能力非常強,如果王若望有心於萬,徐以後只能甘拜下風。想到這裡,徐就有點不安。在他的心中,維護自己「民聯」利益的團隊意議十分強烈。民聯聯委會有十三個成員,人稱「十三太保」,甚至民聯主席于大海 也不能不對它俯首稱臣。于曾按台灣捐款人的意思要求「民聯」提議支持台灣進聯合國,在聯委會表決時被否決了;于又曾要求「民聯」派「工作組」進駐「中國人權民主基金會」清查帳目,也被聯委會以不合法規為由否決。主張依法查帳的徐邦泰說,于的提議可能是受劉少奇派四清工作組的啟發,引得大家哈哈大笑。當時于大海在「中國之春」當社長,領一份工資。民聯中領工資的人很少,只有于大海和胡平、薛偉等幾個人。

在紐約到普林斯頓大學的高速公路上,民聯刊物「中國之春」經理薛偉 一邊駕車,一邊對坐在後面的王若望夫婦說,「王老,我這個人別的本事沒有,但我可以做你的主席辦公室主任,保證做得很稱職。」羊子心裡想,「大會還沒開,主席還沒選,就有人討官邀賞。」薛是一個很精幹但也有爭議的人,文革中坐過牢,但幾乎沒有人知道他坐牢的真正原因。美國政府曾經拒絕過他的政治庇護申請。他也為台灣軍情局工作,他的態度往往代表軍情局的好惡。王若望夫婦應作家柏楊的邀請到台灣訪問。九三年元旦早上,王若望夫婦在升旗典禮時與台灣李登輝總統見面。李說:「王先生,歡迎你們來台灣。」王戴著一頂帽子,機敏地說,「我小的時候就是在青天白日旗下長大的。」李又親切地問,「聽說你的夫人身體不太好。」這時,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國旗冉冉升起。幾個小時後,全世界媒體都有李登輝第一次會見大陸民運人士的圖文報導。王若望夫婦還和國民黨高階官員談了幾次話,談到海外的民運,也介紹了他在上海從事的活動和一些異議朋友。台灣當局早先答應給合併大會十二萬美金作為經費,這次讓王若望回美國後向《世界日報》社分兩次提取八萬,另外四萬會後再給。王的感覺一下子好多了,得到了國民黨的有力支持,海外「民運」和王若望都獲得新的生機。山重水覆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王若望高興地回到美國,一拿到支票就給了大會會務組。自八九年「六四」事件以來,全世界捐給中國異議運動和海外「民運」的錢以千萬美金計,絕大多數都去向不明,經手人諱莫如深。象王若望那樣交代清楚,完璧歸趙的則很少見。人們都認為王若望立了一大功,但老資格人士卻覺得這些錢并沒有了不起,十二萬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當時台灣給《中國之春》的每年經費是五、六十萬。他們更重視台灣讓王若望過手這筆錢所表示的政治意向。其實台灣的態度和王雨川老人一樣,并沒有作為金主強加於人的意思,只是希望王若望的上台能改善「民運」的形象。無論王若望上台不上台,「民運」和台灣的關係都牢不可破,除非台灣方面改變主意。

臨近大會,民聯五大新當上副主席的伍凡,從洛杉磯開車來到舊金山,找徐邦泰交換意見。伍出生在上海一個僑商家庭,文革中因非議時局坐牢多年,後獲「平反」。八零年自費來美國留學,研究生畢業後在一家美國大公司做電子設備工程師。伍早年參加「民聯」,九零年後是「十三太保」之一,素以敢言實幹著稱,當時是合併大會的聯合工作委員會委員兼秘書。汽車停在一幢三十年以上房齡的平房前面,這是徐邦泰的家。一個車庫,三個睡房還有一個客廳。徐每月付五百元的房租。他又把其中的一個睡房租出去,以減少支出。伍凡和徐邦泰在客廳裡坐下,泡兩杯茶,倆人都不抽煙。徐太太來問,在家吃還是出去吃?徐說,還是老樣子,炒個蛋炒飯,搞個湯就可以了。他們各自交換對形勢的看法。九二年以後,由於美國通過了中國學生保護法案,許多中國人眼看綠卡到手,失去了參加「民運」活動的興趣。他們即使沒有公開退出組織,但已經不熱心了。九三年,全世界「民運」人士大約還有五千多人,而最高潮時估計有一萬人。 隨著「六四」的過去和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中國的政局逐步穩定。從人數、資源和媒體報導頻率三方面分析,「民運」已經疲態畢現。最要命的是籌不到錢。比如,六四知名學生柴玲自法國來美國籌款,籌得一萬九千七百多美金,工作費用已經是一萬八千五百多,幾乎所剩無幾,因為吃住在其他中國流亡者家裡,所以工作費用還不包括吃飯和住房錢。 他們對此感觸尤深,向人家要錢越來越難。台灣政府對大陸政治越來越不關心,只關心情報。台灣方面曾要求他們加入組織,但他們都拒絕了。伍凡還談到一種流言,說搞「民運」的有五種人,一種是與中共有仇的,一種是心理上有病的,一種是喜歡搞政治有癮的,一種是沒錢找飯吃的,還有一種是帶有任務派出來的。徐邦泰聽了哈哈大笑,說以前他在台灣訪問時就有人說他是屬於搞政治有癮那一類,大概是知道了他在復旦大學搞選舉的事。伍忿忿不平地說:「邦泰,五種人中沒有一種是真搞民主的,太看不起大陸人了,這次合併大會我們讓全世界看看。」

九二年一月,王若望曾在華盛頓特區召開的一次漢藏國際研討會上作簡短發言。他曾隨口說「我贊成西藏獨立,為什麼西藏不能獨立。」坐在王身邊的伍凡大為震驚,因為「民聯」的綱領明確主張和平民主統一中國,反對台獨和藏獨。民聯越來越多的人擔心王如當上主席,會不會今後與民聯綱領有所衝突。雖然王若望沒有明確支持台獨的言論,但伍提醒徐,隨著王若望近來威信降低,胡平作為王的競選對手,上臺的可能性增大。多數民聯成員,包括伍凡,不希望胡平成為新的合併後的民運組織主席。他們稱胡為「甩手掌柜」,批評胡「過份愛惜羽毛」。因為他除了寫文章外,對組織和資金及其他瑣碎雜事都懶得過問,行政能力不行。九一年,因為資金短缺,胡平曾經流著淚要求辭職,許多人趕去勸胡,勸還不行,接著又罵,足足折騰兩天,才使胡打消念頭。胡平寫文章得來的好名聲因家庭問題受到損害。

民陣反萬派對萬的批評,徐邦泰耳中已灌了不少。從九零年開始,香港的《前哨》雜誌發表了不少反萬派的文章,徐看都看不過來。但伍凡這時說的一件事卻引起了他的注意。前二個月,萬潤南曾住在馬大維家,在那裡萬對伍凡說合併大會的地址要改在洛杉磯。伍問為什麼要改?萬說,「這你不用問,你如果同意的話,這次大會的費用我全包了,其他的事由你和馬大維去辦。」伍凡堅持改址要由會議討論表決,結果不歡而散。伍凡因此堅信萬手上真的有錢,手上至少有十多萬美金。反萬派的批評不是空穴來風。伍凡來徐家的第二天,汪岷打電話來。「老萬在我家住了八天,剛走。」汪告訴徐,那些天萬好說歹說要汪跟他,「跟著我有你的好處,我買你機票,只要你跟我全世界跑,不要你說話,大家就以為你是我的人。」汪說「為公為私我都不能幫你。」徐放下電話,把這事告訴伍。伍說,「好在我和汪都有工作,都有收入,不在乎那些錢,換了別人就難說。」

自從九二年一月的諾伐托 會議,民聯和民陣決定合併,萬潤南就開始在全世界飛來飛去,四處用封官許願和小恩小惠收賣人心。他每天注意那幾張中文大報,是否有他的報導。他用管理四通公司的辦法管理民陣這個政黨,覺得這樣很順手。不動聲色的徐邦泰則另有安排。汪岷 是民聯方面合併大會代表資格審查負責人,也是徐邦泰的好朋友,一早就把功夫下在基層。後來他說,「民陣的人對選舉操作不很清楚。我們民聯的人多次進行選舉,所以沒選之前就做基層的工作,搞配票。哪個分部誰誰當代表,誰誰的投票意向如何,我都搞得很清楚。我甚至知道許多代表的家庭關係和個人愛好。」民陣的美國分部主席楊建利負責民陣方面大會代表產生的相應事務,來自美國代表人數差不多占「民陣」代表總數的一半。楊在這個位子上已經坐了四年,一直是反萬派,他雖然沒有象汪岷那樣有經驗,但也巴不得反萬派都當上大會代表。

官商出身的萬潤南卻無心理會這些鷄毛蒜皮的小事,他的經驗是一筆大生意遠遠超過千百次小生意。他從心底裡看不起那些在街邊擺攤的個體戶。他認為他把王若望攏住了,就是做成了一筆大生意。九十年代初,澳大利亞有近四萬以留學名義新到的中國人,其中近二千人參加了民運組織。如果說歐洲是民陣的營垒,美國是民聯的領地,澳洲則成了兵家必爭之地。徐邦泰和民聯的監事長郭平,以及民陣的萬潤南、朱嘉明、李祿 九二年都訪問了澳國,見了澳國外長、移民部長和前總理。然後他們向澳大利亞「民運」群眾許諾,只要你們投我們的票,我們當選後去游說移民部,讓你們留下來。 萬潤南講實惠,他揚言所有投他票的「民陣」成員機票他都包了。這句話使不少人對慨慷的萬老闆有了好感。萬也認為澳洲是他的票倉。

華盛頓特區郊外的四星級凱悅飯店,九三年一月二十八日。預備會議上,民聯和民陣的代表通過了大會議事規則,規定參選人不得參加主席團,然後選舉了十一人的大會主席團。得票最高的于大海﹑朱嘉明分別當選為主席團對外發言人和主持人。 當晚,民陣主席萬潤南,民聯主席于大海分別主持了兩個組織的最後一次代表會議。九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上午,民聯民陣合併大會正式召開。參加者約三百人,其中到會正式代表一百四十七名。應邀出席會議的貴賓中有美國參議員戈豋,美國國會眾議院中國事務工作小組主席,眾議員南茜‧波羅西女士,台灣三民主義大同盟的明居正等。從美國各地來的非代表觀察者也有許多,大會向他們提供食宿。還有一些新聞記者,包括中國新華社記者。台上,分別掛著「民陣」、「民聯」四個字,正中是美國白宮的圖案,表示與會者向美國學習民主政治的願望。

首先發言的劉賓雁說:「中國人能夠聚在一個地方集會、說話、結社,很難得。也許我們不能面對的,是我們在有了自由之後仍然很難說話。三年來的民運歷史已證明,說真話很難,說公道話更難。」「一個最大的醜聞,廿四小時之內可能會公佈出來。」 這些話隱射了「中國人權民主基金會事件」。中國人權民主基金會成立於八九年十一月。它分配主要由美國民主基金會給中國「民運」的資助款項,金額達四十二萬美元以上。擔任執行主席的是「六四」後放棄港大教職投入「民運」的美籍華人寥大文。廖和李祿、朱嘉明關係很好。九一年十月她被該機構一個僱員檢舉有多報帳占小便宜的問題。于大海和萬潤南因此要求派人查帳,得到民聯民陣理事會多數理事的支持。嫉惡如仇的劉賓雁尤其激動,他撰文認為這是民運的悲哀。廖大文則主張根據美國法律和基金會的章程,讓美國國會民主基金會的會計師查帳,其他人不能參與。同時廖又反指控檢舉她的人有各種問題。這次事件中所有參與爭論的人,包括劉賓雁,都與這一問題有利益衝突。他們是這一基金會分配款項的直接受益人,所以有人稱之為「民運」爭奪資源的第一槍。宦國蒼認為,這場風波的「要害不在於寥大文的工作問題,而在於爭奪對基金會的控制。」 爭執的雙方都向美國國會告狀。美國國會認為他們無法判斷是非,就決定停止所有經過該基金會對中國民運組織的支持,改由原來的組織審批為項目審批。「民運」組織來自美國的主要財路被切斷了。到了九三年,這件事還沒有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結論,劉賓雁因此耿耿於懷。但是,雖然中國人都知道劉因痛恨中國腐敗而聞名於世,但把這個爭議帶進會場,至少是不合適的。「我最後只說一句話,咱們都有點良心好不好?」劉情緒激動的發言贏得了開幕式中最長的掌聲。看來,中國人對良心的興趣要比對民主的興趣大得多。台上劉還在演說,台下朱嘉明 對于大海罵道,「你他媽的為什麼讓劉賓雁發言?」七十年代末,朱曾和當時的中國朱總理同屬工業經濟研究所的一個中共黨小組,以後又在趙紫陽門下走動,因此自視甚高。于大海也不買帳,「總得有個人講話,方勵之沒來,我當然請劉賓雁。這沒甚麼不對,即使你認為不對,也不應該罵人。」

方勵之三十日姍姍來遲,他在大會發言中指出:近百年來,「民主」一詞被政治集團使用最多,但對中國是否亟需要民主和是否可以民主兩個問題,似乎尚未回答清楚。既然海外民運以民主為訴求,至少應該論證民主為今日中國所必須,在中國可以實現,這個組織才有存在的必要。也許有人認為這是一句廢話,但廢話可能是最重要的真理。「民運」各方曾多次請方勵之出面領導,為他堅辭,表示只想當一個異議人士。另一個深藏不露的高明之士是郭羅基。他來美國不久,這次應邀出席。他很少表態,他說他對中共已經看透,但對民運還沒有看透,所以還要看。

多數澳洲的代表和日本的代表由於簽證的關係到不了美國,是大會的第一個危機。起因是當地「民運」支部的明爭暗鬥,大家都想去美國,而代表的名額有限。除了設法建立新的支部,這樣就可以增加代表名額外,還有人寫信給美國領事館,舉報別人會留在美國不歸或置疑別人的代表資格,結果美國領事館給了好些人拒簽。這給予萬潤南沉重的打擊,也給了反萬派一個絕好的機會,在美國補選出來的人大多數不會投萬的票。

民聯資格審查組的楊巍來到會場時,大會正就代表資格問題進行爭論。發言的是伍作人。伍說自己是民聯荷蘭分部的代表,并出示一張證明信件,信件的署名人是另一位民聯成員楊斌 。楊巍當時覺得不可思議,因為據他所知,民聯并無荷蘭分部,也沒有安排荷蘭代表。於是楊巍上台談了想法。楊還說,即使伍是民聯的秘密成員,按民盟章程也沒有代表資格。伍也就表示他不想再爭代表資格。 楊巍的公正明察給與會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開會方始,朱嘉明跑來坐在王若望的好友陸鏗身邊。他說:「關於究竟選不選王老師,我很困惑,想向你請教。」還說,「自從你批評邦泰沒有大開大闔的氣度以後,他這次決定要大開大闔了。」他們約好下午找個地方和徐邦泰一起好好談談。 三人會談之前,陸鏗對徐邦泰的思路并不了解。徐還是不想當主席,雖然這個決心在眾人的壓力下開始軟化。他認為這既使不是火上烤,也是風口浪尖,犯不著。民聯五大的時候他就沒有出來選,結果是于大海選上主席。正因為徐不是衝在第一線,所以他的人縁比較好,其他幾個當第一把手的早都成了箭靶子,境況慘不忍暏。民聯「十三太保」一直不停地勸說徐,要把徐推上主席位子。他們故意誇大形勢的危險,他們說,如果徐不參選主席,胡、王對選,胡平可能勝出,他們說了許多理由。總之,聯委會不想給胡平任何機會,對有很多傳聞的萬潤南也沒有好感,對年老的王若望也有顧慮。伍凡和汪岷嘻笑怒罵,「邦泰,你是個膽小鬼,關鍵時刻不敢衝,以後我們都不和你玩了。」從一開始「十三太保」就和民陣反萬派組成了同盟軍,他們聯合起來,操縱著主席團,并左右著大會的局勢。他們正在給性格沉穩,不想當主席的徐邦泰越來越大的壓力。現在徐逐漸認識到,要在這個圈子中存在下去,他必須考慮大多數人的意見,除非今後不再搞「民運」。他開始重新估量形勢,把希望寄托在選舉方法上,他相信搭檔選和混合直選是有利於王老的選舉方法。 王當第一把手,他當掌握實權的第二把手,是他最大的愿望。

三人會談在大廳的一個角落進行。徐邦泰向陸表示并沒有改變初衷,還是支持王出來。徐說,如果主席、副主席分開選,即使支持他的票都支持王,也不一定能打敗胡平。因為到時,選票流向不明,局面混亂,萬潤南掌握票很可能改投給胡平,加上胡平自己掌握的票,反萬派的票也可能流向胡,那王可能會輸。這一席話曲曲彎彎,王可能會輸的言外之意是胡可能會贏,而為了不讓胡贏,徐必然要親自出馬競選主席。徐出來選,王老也就當不成主席。陸是個直心直腸的好人,卻沒有搞政治和選舉的經驗,他當了一輩子的記者,現在又上了年紀,哪懂得這麼多的花樣,一時不知所以然。只是說:「邦泰,你們把若望抬上去了,現在又想把他拉下來,果如此你們會變成千古罪人。」話好象很重,其實不得要領。徐心裡嘀咕:「如果我能把誰抬上拉下,那也不用選舉了。我又不是毛澤東、蔣介石。」

陸介紹王的方案:主席、副主席分開選,王當主席,配三個副主席,萬和徐以外,再加一個亞太區的人當副主席。多幾個副主席,主要是消除派系對立體現大團結。跟徐搭檔王老是願意的。但是,既然是大聯合,民陣總得有一個。徐不正面回應,卻重申:如果大會決定搭檔競選,王為正,他為副,一定能取勝。朱嘉明則直言不諱說,不希望王老和萬潤南搞在一起。等朱先離開,徐對陸說,「其實我對萬并非絕對排斥,主要是他。你當然知道。」陸原話不動向王若望轉達了三人談話的經過。王原是十分精明的人,覺得這裡面有鬼,但一下子又搞不清對方的真實意圖和背後的復雜關係,所以仍然堅持正、副分開選。而且說,只要是分開選,有徐邦泰等的支持,哪怕是輸給胡平,他也心甘情願。陸又轉告徐,徐表示,支持他的人不是這樣想,如果分開選,他必須參選主席,同時希望大會在選舉方式上能通過搭檔選或混合直選。 石磊雖然年輕,卻很聰明,這時候他是王老的親信,王老有什麼事都會和他先說,有時候石就代表王老出面。石擔心王今後會受制於人,所以一直主張聯合萬潤南,以制衡徐邦泰。三十日上午,朱嘉明和朱培堃 去王若望房間交換意見。朱培堃名為徐邦泰的代表,立場卻與徐有根本不同,反而好象是朱嘉明的人。兩朱力主排除萬潤南進領導層。王說,你們如果有證據證明萬有問題,我可以放棄萬,否則的話,這是我的權力。王曾許諾過萬,當然不肯輕易翻悔,陷己於背信棄義的地步。朱培坤聲色俱厲地表示,「如果你選萬潤南為你的搭檔,那你也別想當選,因為我們掌握了九十張鐵票。」王老突然想起以前公安人員也曾經以同樣的方式威脅他,血立刻往上湧。

等他們走了,王若望一個人坐下,抽了一根又一根香煙,終於作出了痛苦的決定,萬一不行就在大會上宣佈退選并退出會場。「原本我都不想當這個主席,還不是你們再三推我。等我答應了,全世界都知道了,你們卻又變卦,叫我的面子往哪裡擱?」他越想越氣,一陣晕眩差一點倒下去。羊子趕緊來問,「是不是不舒服?」 王老說,「欺人太甚。」王若望的退選決定與陸鏗有關,陸主張萬一選不上就退選。現在他正在勸萬潤南退選。他說,「現在的形勢很明顯,反萬已形成一股強勢力,你即使當選副主席也不會愉快的,為什麼還要死乞白頼地參選呢。為什麼不在海外發揮自己的所長,暫時從民運淡出,轉而經商呢?」 陸和萬都認為參選和退選是一種權利,一種方便自己的權利。

三十一日,徐邦泰仍然耐心地表示「我願意當王若望的副手」。王若望也同意一正兩副,王為正,徐為副,另外再在萬潤南之外選一個民陣的人當副手。王若望作出了最大的讓步。 距離正在縮短。現在只要大會認可搭檔選舉方式,那麼這兩個上海人就可以拉上手了。但是,三十一日,大會最終沒有通過一正二副搭檔選舉方式,也沒有通過混合直選的方式 ,而是最終通過了正、副主席分開直選,以及只要有廿名代表推舉,當場可自由報名競選正、副主席的規定。 萬潤南等人對此有異議,他們認為這好比下棋,下棋的規則可以改,但改動的規則不能對正在下的這盤棋發生效用。但他們沒有公開提出他們的意見,因為大勢已去,提了也沒有用。這個新選舉規定的得利者是民陣反萬派的楊建利,他報名參選副主席。同時也封殺了徐、王合作的所有通路。在會場上,徐對王老說,「我不得不報名參選了。」王動氣地說,「這是你的自由,但是,你自己的許諾你自己叻浮.敵跄銓ξ胰绾蔚赝瞥纾Y果你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後果要由你來負。」徐遲遲沒有向大會正式報名競選主席,直至深夜。三十一日晚上十一點,再過幾個小時,選舉大會就要開始。在徐的房間,汪岷、朱嘉明向徐提供了選票預測結果。他倆肯定地對徐說,「邦泰,不要怕,我們穩贏了。就是你不出來選,我們推任何一個人都能打敗老萬。」就這一句話,使得徐下了決心。即使徐不參選主席,那麼自然也會有人出來。子夜臨近。大家派汪去王若望房間。開門的是羊子,羊子客氣地說了句,「這麼晚還忙?」聽說有重要事商量,她就出去了。汪把來意對王說了,還說,「我們建議你當名譽主席,我們保證把你推上去。」王只輕輕地說了一句話,「那就算了。」

早上, 大會進入候選人演說。徐說他在九二年報名競選的時候就表示過,假如選舉方式改變了,他將及時改變他的報名,他現在遵循的是自己的諾言。又說他和王若望之間只有協商沒有契約,在謙讓和責任之間,他選擇了後者。沮喪的萬還在房間裡睡覺,從床上被人叫了起來。王若望和胡平演講完就宣佈退場,萬潤南和馬大維也退了場,姚勇戰、倪育賢等人流著淚也跟了出去。所有人的情緒開始迸發,整個大會處於歇斯底里的狀態,好象天塌了下來。很多人哭喊,很多人叫罵,也有人以頭撞墻。退場的起先有四十多人,他們代表一些組織分部,後來陸續有人回來,最後的統計是十九名代表退場。

選舉開始。在一百十一張有效票中,徐邦泰得票七十七張,華夏子 得票五張,十七位代表投了棄權票。有些人認為徐違反自己的諾言,是「背信棄義」,為「民運中的爾虞我詐的行為開了綠燈」。老資格的胡安寧反駁說,聯合大會不是分贜會,是民主選舉,如協商管事就不需要派代表選舉。選舉結果,徐邦泰當選為主席,楊建利和張伯笠當選為副主席。朱嘉明代表大會宣告,中國最大的海外民運組織──中國民主聯合陣線現在成立了。站在一邊的徐邦泰卻一臉凝重,他怎麼也笑不出來。他最大的擔心是今後不能和台灣搞好關係。他和他的朋友們都不主張台獨,即使在壓力下,他們也不可能違背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立場。徐邦泰還想緩和和王若望的關係,他在大會上以主席的名義提議王為名譽主席,同時他又讓錢達 去勸說王回來。不一會,錢回來大聲說,王老決定回來了。會場掌聲雷動,許多人破涕為笑。「我反對!」突然,一聲大喊震驚了整個會場。 眾人掉頭一看,原來是嚴家其,不禁目瞪口呆。 嚴從座位上跳起來,衝上前台,一改以往書生本色,大聲說:王若望從他的歷史看,從來不是真正的民主派。他的腳跨出門檻的那一刻,他的政治生命就結束了,民主運動不需要救世主。并不是任何不贊成共產主義及其制度的人,都是民主主義者。王若望念著大局為重,剛回頭走了兩步,有人,好象是馬大維,勸羊子說,「他要回去你必須勸阻他。」羊子說「我怎麼勸他?」那倆又說,「他要回去你就說要離緍。」那時羊子也已經暈頭轉向,不加思索,轉頭就說了。 王老楞住了,就此停住了腳步。如果只有羊子,或者只是嚴家其,王老還可能走回會場,然而內外夾擊實在使王若望無法抵禦。他的心在流血,因為沒有人理解他。

會後,退場的那批人公開表示不承認大會的合法性。支持萬潤南的德國民陣分部依然存在;萬也仍然以民陣領導人的身份發號施令。民聯在美國的一些分部也不承認民聯陣的權威,自行獨立;吳方城成了吳記民聯的主席。胡平、于大海也不肯交出「中國之春」,而于大海是承認大會合法性的,在大會的最後一刻,他還坐在主席台上并鼓了掌。王若望成立了人數不多的新組織──民主黨。然後他們各顯神通,找到了或多或少的資源,終於生存了下來,成為海外「民運」的奇觀異景。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以為民主是條溫馴的狗,可以為自己所用。如果民主不能為自己所用,那麼就不是一條好狗,那是寧可不要的。

徐邦泰的擔心是對的。會後,「三民主義大同盟」就中斷了對民聯陣的一切支持。原來徐在「中國之聲」電台的薪水是二千五百元,現在也斷了。徐邦泰為了尋找糧草,要去台灣,也沒有人願意出面邀請他。最後不得不請原是學者的朱高正先生 幫忙。會後二個月,徐等人正在為糧草發愁,台灣陸委會 副主任焦仁和突然來到舊金山邀請徐邦泰喝早茶。然後,朱嘉明一行來到了台灣訪問。在一個私人俱樂部,焦把朱介紹給一些富商大賈。他們很客氣地說,「沒問題,沒問題,你只要把銀行帳戶告訴我們,就行了。」十分簡洁,十分明暸,沒有更多的話,以後朱的帳戶裡每月多了二萬五千美金。

九三年秋天,身為民聯陣理事長的朱嘉明表示要離開這個組織。他私下說,他以前的朋友現在坐上了高位,成了中央領導,要為以後的退路著想,所以那些朋友要他棄政經商。據說揚州有一個紡織廠是屬於朱的。朱先後在澳洲和東南亞經商,最後成了奧地利維也納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中國常駐代表處的一個美籍僱員。而朱在合併大會上的朋友們和對手們還被死死釘在中共禁止入境的黑名單上面。九三年冬,伍凡接任「中國之春」的董事長。朱沒有向伍交代出台灣給錢的渠道和帳戶。十多年了,仍然沒有人知道朱是否現在還在拿這每月二萬五千美金的台灣捐款。

九三年四月份,傅紀青、孫林在上海被公安人員抓捕。審問時,一個高級警官很得意地對他們說:「我們對王若望的情況和合併大會了解得很清楚,連他泡茶用什麼茶葉我們都一清二楚。」這話傳到王老夫婦的耳中,因為有施濱海的前例,他們不得不當真。那又是誰呢?中共國安部為海外民運的合併大會召開了慶功會。會上傳達了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對海外「民運」的八字評斷:「不成氣候,不足為患」。


(范似栋)

中国自由民主党简史

(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王炳章博士被中共判处无期徒刑 至今仍在狱中)


中 国 自 由 民 主 党 简 史

● 博士造反海外举义旗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北京、上海等地的大专院校的学生走上街头,呼吁清除腐败和实行民主。示威风潮迅速向全国蔓延,社会各界纷纷响应。到五、六月间,仅北京一地每天参加游行、集会的人数就逾百万之多。包括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内的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全国人大代表也对民主运动深表同情,同意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并坚决反对镇压和秋后算账。但是,当时握有党政军实权的邓小平、李鹏、杨尚昆等人却罔顾民意,秘密调动军队进入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四血案”。一时间大批民主斗士被捕入狱,有的惨遭杀害,另有许多人逃离祖国,流亡海外。面对这场旷世悲剧,许多爱国人士痛心疾首,重新寻找济世救国之道。

鉴于群众自发的和平请愿运动缺乏有效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政治经验,根本无法与掌握国家机器的专制腐败集团相抗衡的惨痛教训,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以王炳章、陈厚琦、刘修才、王策、石和平、王建安、陈兴宇、黄慈萍、谢田、杨建利、方能达、林伟、谢果成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精英汇聚在美国,成立了以“废除一党专制,建立民主政体﹔发展自由经济﹔维护基本人权,维护社会公正”为宗旨的中国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张“在多党竞争的基础上,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在中国建立并实行分权制衡的民主政体”,同时还主张“在专制暴政剥夺人民基本人权的情况下,人民有选择废除暴政的各种方式的权利。在人民受到专制压迫的情况下,人民有反抗专制及自卫的权利”。经选举,由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和《中国之春》杂志的创始人王炳章博士担任中国自由民主党的第一任主席。党的领导成员还有林樵清、岳武、郑源、倪育贤等。


● 假闯关胆小鼠遭弹劾

为了将海外民主运动往国内推进,直接向中共专制势力发起挑战,一九九一年,中国自由民主党派遣岳武副主席、倪育贤副主席秘密回国活动,经费由台湾提供。岳武冒着被捕的危险进入中国之后,长久未能与倪育贤取得联系,导致这次行动失败。事后查实,这期间倪育贤一直滞留在越南境内,而且隐瞒事实。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八日,岳武向党的监察委员会弹劾倪育贤。十二月二十八日,监察委员许一鸣、叶宁、唐兴、石磊、万宝等经过反复调查,在纽约举行听证会,专门听取了倪育贤本人长达数小时的陈述,最后依据党章第十章第五十八条的有关规定,全票通过了对倪育贤的弹劾案,并呈报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审理。一九九二年一月十日,倪育贤辞去党内职务。他在致王炳章主席的辞职报告中写道:“我在此次与岳武回大陆向中共暴政挑战的活动中,因本人安排失宜,造成同志间的误会与党的困扰,特辞去党内职务,以示负责。”

一九九二年,中国自由民主党首次发生分裂。倪育贤在辞职后独自组建了另一个中国自由民主党(简称“倪育贤自民党”),自任主席,公幵与中国自由民主党分裂。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秘书杨铮致函倪育贤,书面通知关于中央幵除其党籍的决定。该文件的副本抄寄各中央委员、监委委员、各分部、支部及全党党员。


● 民联阵拒交出“中春”

一九九三年,中国自由民主党在美国康州三福市召幵第三次代表大会。经前主席王炳章和代主席杨农等推荐,会议选举王策博士担任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杨农、郑源担任副主席,林樵清担任秘书长,王涵万担任监委主任。领导成员中还有邵一夫、岳武、徐英朗等。

为了实现海外民运的团结和统一,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八日,王策主席率领中国自由民主党代表团前往美国旧金山市,列席参加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简称“民联阵”)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结束时,双方发表了“中国民联阵-自民党声明”,决定组建一个新的组织----“中国民主联合阵线-中国自由民主党”,王策主席、徐邦泰主席分别代表自民党和民联阵在声明书上签字。一九九六年三月,原民联阵及自民党的正副主席、理事、监委等十三人组成“民联阵-自民党观摩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团”,赴台参访。在访台期间双方达成协议,决定于一九九七年在纽约召幵“民联阵-自民党”的世界代表大会。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国民主联合阵线-中国自由民主党”在纽约大会上选举产生了领导机构,王策担任主席,伍凡、陈燕珠、郑源担任副主席,汪岷担任监委主任,徐英朗、陈汉中、姜凯、杨小炎、陆耘、舒洋、公孙腾、纪红等担任监察委员,徐邦泰、郭平、王涵万、王德耀、杨建利、黄奔、林樵清、熊焱、黄元璋、张伟欣、陈劲松、陈永明、田仲文、钟衡、姚纯、高沛其、赵晋、林才君、李力、岳武、顾坚明、陆永彤等担任理事。代表大会确立中国民联阵-自民党的宗旨为“在中国结束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政体,保护私有产权,发展市场经济,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正义。落实社会福利制度”,并规定《中国之春》杂志为机关刊物。但是,此后由于有关《中国之春》的经营权等问题在组织内部引起重大争议,“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在一九九八年五月澳门会议之后发生分裂,民联阵单方面宣布脱离“中国民联阵-自民党”。汪岷担任分裂后的民联阵主席,王策则仍担任原“中国民联阵-自民党”(实际为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中国之春》后来爆发贪污丑闻,社长徐邦泰被迫辞职。至二○○二年七月,台湾中断资助,杂志从此停刊。


● 二王落狱造势代价大

一九九八年十月,王策主席以及李力、岳武等人经越南秘密进入中国活动。同年十一月二日,王策在杭州与中国民主党创始人王有才会面时被捕,不久被当地法院以“偷越国境罪”和“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等罪名判刑四年。王策于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获释,后返回西班牙与家人团聚。

二○○六年四月二十日,王策、曹长青、胡平、阮铭、林保华等在台湾受到陈水扁总统接见。王策表示,他非常赞同陈水扁向《费加罗日报》提出的五点主张,包括“中国不再打压台湾”、“中国公开宣示放弃对台动武的企图和准备”、“中国撤除对台部署的全部飞弹”、“中国取消反分裂法”、“只要中国一日不实现民主,两岸就没有谈判的空间”等。

二○○二年六月,中国自由民主党的创始人王炳章和岳武、张祺等人准备再度秘密回国活动和发展组织,却不幸在中越边境被捕。二○○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各地营救王炳章大联盟”在香港及澳门的成员刘山青、雷玉莲、梁国英及吴国雄等入境深圳,呼吁释放王炳章,遭到公安拘留,后被驱逐出境。三月十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和“组织恐怖活动罪”判处王炳章无期徒刑。二○○四年五月,美国众议院通过议案,认为中国囚禁和审判王炳章的方式违反了联合国人权宣言,敦促布什政府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立刻释放王炳章。


● 唱高调找靠山自封王

在中国自由民主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同时,倪育贤自民党也经历了许多变故,并由于自行宣布与中国民主党实行合并(或称“融合”),采用同一纲领和方针,同时同地举行两党代表大会,以及倪育贤自任中国民主党主席,从而在海内外民运队伍中引发争议和冲突。

一九九二年,倪育贤在纽约自行成立中国自由民主党,自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导致党的分裂。一九九五年,倪育贤组织了欢迎台湾李登辉总统访美的活动。同年七月,倪育贤发表《“两个中国”刍议》,呼吁破除“一个中国”的神话,建议台湾“国府”要跳出“一个中国”的陷阱。

二○○四年六月七日,倪育贤在纽约主持了自民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决定中国自由民主党以“人的自由高于一切”为基本信念,制定党的六大政纲,即“废除一党专制,建立民主政体,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公正,归还人民财产,发展自由经济”,以“废除党独,再造共和,保卫人权,弘扬自由”为新的党纲,争取早日达成“还政于民,还产于民”两大任务。会议确定倪育贤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曾杰森担任副主席兼组织部长,潘晴担任秘书长。

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工党以及倪育贤自民党在美国罗得岛成立“中国民主政党联盟”,袁红冰担任秘书长,王希哲、薛伟担任联络人。


● 鸠占雀巢抢政庇生意

二○○六年八月,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主席谢万军与其下属“美东党部”负责人刘东星发生争执,刘东星宣布自行成立“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并邀请倪育贤主持党务,合作经营政治庇护业务。八月十三日,倪育贤、刘东星等在纽约召幵“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发表声明宣称:“鉴于美东地区民主党组织混乱、队伍涣散,接受大部分党员的建议进行整编﹔剔除混进民运队伍中的代理人、废除没有经过民主程序的所谓党的决定和决议”。

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被倪育贤列为“中国民主党大陆分部主席”的朱虞夫在杭州发表《一个普通中国民主党员的声明》,对倪育贤的盗名做法提出批评,并指出,“某些别有用心之徒在民运内部搞阴谋诡计,以达到分化瓦解民运的目的”。

二○○六年八月十六日,“中国民主政党联盟”发布《关于终止与倪育贤关系的公告》。公告指出,“倪育贤在未与中国民主政党联盟任何成员(包括徐文立)打招呼的情况下,于纽约法拉盛召幵的所谓‘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国民主党与中国自由民主党融合为同一政党,建立统一的组织架构,与徐文立领导的中国民主党独立党部结为兄弟党’,并自任中国民主党主席,进而自称中国民主政党联盟主席团主席。倪育贤的上述行为根本背离了《中国民主政党联盟简章》,自即日起中国民主政党联盟不再与倪育贤有任何关系”。

二○○七年三月十九日至二十一日,倪育贤自民党与刘东星经营的“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在纽约举行“中国民主运动世界代表大会”,聚集了纽约、亚特兰大两地申请政治庇护者约两百余人。在报纸大幅广告上罗列的中国民主党和中国自由民主党的领导成员名单中,倪育贤担任“中国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刘东星担任“副主席”。潘晴担任“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吴俊、江主恩等担任“中央常委”,陈明担任“中央执行主任”,倪育贤担任“监委主席”,胡伟高担任“监委副主席”,陈平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两党干部名单中所罗列的大部分人均未到会,也未以其它方式参与选举过程,而且这些人根本不为大多数与会人士所知。以中国自由民主党领导班子名单为例,被倪育贤列为“副主席”的高键、王国兴、王进忠、成伟邦、李*,以及“中央常委”张胜利、郑郁、俞世新、倪海清、魏泉宝、沈迪民、刘晓笛、肖亚群、方能达等,和“秘书长”陈维健,这些人都未现身,其中有些人表示并不知情,甚至扬言要告上法庭。


● 清门户犹盼分久必合

中国自由民主党虽然面临组织内部的种种危机,却依旧努力寻求发展和壮大的契机。二○○七年五月,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占党员人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美国党部决定在纽约召幵大会,由中央执行主任兼美国党部主席陈明主持组织整顿工作,这一决定得到了原中央副主席郑源、原监委主任王涵万等反对倪育贤另立山头的党内元老人物的支持,因此,有望结束自一九九二年以来党的长期分裂状态,纠正党的发展史上的一系列错误,重振旗鼓,使中国自由民主党成为推动中国迈向民主和法治的一支生力军。

除了倪育贤自行成立的中国自由民主党之外,在台海两岸及美国,还有其它一些同名的政党组织存在。为了避免混淆,有必要加以说明。一九八七年八月二日,台湾的中国青年党发生分裂,一部分成员成立了中国自由民主党。一九九一年,胡石根、康玉春、李海、安宁、王天成、王国齐、刘京生、陈青林、陈卫等在北京秘密成立中国自由民主党。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胡石根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二○○二年,刘荻、李义兵等在北京秘密成立自由民主党。二○○六年四月二十日,刁奎等人在纽约宣告成立中国自民党。

中国自由民主党美国党部认为,支持和援助上述同名政党组织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以前倪育贤、易晓晴等故意采取混淆或盗名的方式捞取政治资本,骗取台湾资助,这种做法是不道德的,并且对国内第一线的民主斗士们造成伤害,今后必须杜绝。


周樵农 撰稿
郑长乐 编辑
二○○七年四月三十日

(注:本文又名《江湖聚散有时尽,民运恩仇无绝期----海外“自民党”的春秋战国》)



《中国自由民主党简史》发表后 倪育贤、潘晴等如坐针毡
郑源发表题为“正本清源”的演讲


【大纪元5月9日讯】(大纪元记者史静纽约报导) 中国自由民主党美国地区第一届党员代表大会昨天(8日)在法拉盛喜来登酒店召开。百余位党员代表与会。大会听取了筹备会主席陈明的工作报告,并投票选出了21位总部委员会委员。大会发表公告,呼吁不要对中共抱有任何幻想,要联合国内维全人士,团结国际民运组织,在王炳章的旗帜下前进。

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郑源、原监委主任王涵万、“北京之春”主编胡平、经理薛伟、八九民运工人领袖吕金花、民主中国阵线美东地区负责人唐元隽、世盟主席王军等出席大会并做主题演讲。

郑源在题为“正本清源”的演讲中回顾了25年来中国自由民主党走过的风风雨雨。他指出,中国民主运动目前最缺的是领袖人物。领袖不是自封的,是人民用选票选出的。他鼓励民运人士,贵在坚持,尊重民主程序。中国民运就一定能纳入全世界民主的轨道。

薛伟的讲话题目为“中国民运的新课题,难民运动”。唐元隽的题目为“一个团结的民主政党对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将更具影响力”。王军则以“同中国自由民主党并肩战斗共同创造民主运动的辉煌”为题演说。王军倡议两党合作,再创民运新局面。

通过投票产生的二十一位总部委员会委员为陈明、郑科学、刘丽萍、祁小马、陈中义、高世强、齐长平、权日焕、张秀红、张树深、方梅、王宝华、胡景岩、张金庄、戴国宪、罗志祥、柳影、邵宝秀、高攀、白亚杰、范金娥。


5/9/2007 10:46:10 AM
http://www.epochtimes.com/gb/7/5/9/n1704292.htm

陈希同的“六四报告”(全文)

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1989年6月30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



1989年春夏之交,从4月中旬到6月上旬,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首都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社会基础。正如邓小平同志说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中,赵紫阳同志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极其严峻的形势面前,党中央作出了正确的决策,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得到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为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坚决反对动乱和暴乱,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和主人翁责任感。现在,我受国务院委托,就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情况,主要是发生在北京的一些情况,以及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工作,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汇报。

一、动乱的酝酿和预谋由来已久

西方世界的一些政治势力,总是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这是他们长期的根本战略。这些年来,他们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上的某些失误和经济上的暂时困难,更加紧了这个战略的实施。在我国,党内党外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西方国家的这种战略相呼应,内外勾结,上下串通,为在中国制造动乱,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长达几年的思想、舆论和组织准备。正因为这样,在动乱的酝酿、预谋和发难的整个过程中,包括制造舆论、歪曲真相、造谣惑众等诸多手段的使用,都显示出了国内外、海内外相互策应、相互配合的鲜明特点。

这里着重讲一讲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情况。去年9月,党中央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对这个决策和采取的各项措施是支持和拥护的。整个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势是基本稳定的。今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的赞成票(只两票反对、4票弃权),通过了李鹏同志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当然,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对于党和政府在工作中的一些失误,一些国家公职人员中的腐败现象,以及社会上的分配不公等问题,也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同时在推进民主、健全法制、深化改革、克服官僚主义等方面,还提出了不少的要求和建议,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也是党和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当时在党内和社会上的确有极少数人紧密勾结,明里暗里进行了大量极不正常的活动。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赵紫阳同志去年9月19日会见美国一位“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以后,一些据称与赵紫阳“智囊团”有着密切联系的香港报刊,大肆进行宣传,透露出了“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反动杂志《九十年代》总编辑李怡(化名齐辛)在香港《信报》发表《大家长该退休了》的文章,叫嚣“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障碍”,“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九十年代》的另一篇文章则呼吁赵成为“独裁者”。香港《解放》杂志也刊登长篇论文,说北京一些人同香港传播界某些人士有“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灭”的关系,这种微妙关系“有了一个最新的个案显示,那就是在最近一个月掀起的倒邓保赵风”,还说什么“就中国走资的希望言,他们看准了赵紫阳”。同这种“倒邓保赵”风相配合,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同赵紫阳原秘书鲍彤联系密切的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与另一个人关于时局的对话,攻击“治理整顿”会导致“停滞”,提出中国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中国不再允许像文革那样用非程序化的方式进行权力变动”。这个对话的核心问题,就是为掩盖赵紫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这个对话曾经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镜报》等海内外多种报刊全文或摘要刊登。

去年末今年初,内外勾结进一步加紧,陆续出现了一些观点十分错误乃至反动的政治集会、联名上书、大小字报和其他活动。比如,去年12月7日,由《走向未来丛书》副主编金观涛担任顾问的“北京大学未来学会”,举办了“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大型讨论会,金观涛在发言中说:“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

《新观察》主编戈扬立即以一个有几十年党龄的“年龄最大”者的身份站出来“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今年1月28日,苏绍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方励之等人在北京的“都乐书屋”搞了一个所谓“新启蒙沙龙活动”,参加的除中国人之外,还有一些美国、法国、意大利的驻京记者,共100多人。方励之说,这类集会“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批判的态度”,“火药味很浓”,“现在需要行动”,“连开三次就要上街了”。2月初,方励之、陈军(反动组织“中国民联”成员)等人又在友谊宾馆举行了所谓的“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主要就所谓“民主”和“人权”两大问题发表了演讲,陈军把“五四运动”同“西单民主墙”作了类比。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民主而斗争。”

2月16日,陈军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广为散发方励之致邓小平的信,以及陈军等33人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要求实行大赦,释放严重触犯刑律的魏京生等所谓“政治犯”。2月23日,台湾《联合报》发表《大运动的开端,大冲击!》的文章说:“纽约发宣言,北京公开信,神州春雷动,民主浪潮涌。”2月26日,张显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李洪林(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包遵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戈扬等42人,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也要求释放所谓的“政治犯”。

此后,北京一些大学陆续出现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量大小字报和集会。比如,3月1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同时出现《讨邓檄文 告全民书》的大字报,胡说什么“共产党的政治就是空谈、强权、独裁、武断”,公然要求“取消党派,解除四项原则”。3月2日北京大学贴出题为《为中国人悲哀》的小字报,叫喊打倒“专制”和“独裁”。3月3日清华大学等院校出现署名“中国民主青年爱国会筹委会”写的《致广大青年学生的一封信》,鼓动“在爱国主义民主战士方励之的领导下,参加到‘民主、自由、人权’的激流中去”。3月29日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广为张贴方励之给香港《明报》写的《中国的失望和希望》一文,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彻底丧失了吸引力”,要组成政治上的“压力集团”,去实行“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的改革”。他所说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全盘西化的代名词。4月6日北京大学贴出一份题为《时代的召唤》的大字报,以完全否定的态度提出了“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存在的合理性”以及“马列主义到底还适合不适合我国的国情”的问题。4月13日北京邮电学院等校收到署名“广西大学学生会”写的《告全国大学生书》,号召“高举胡耀邦的画像和‘民主、自由、尊严、法治’的大旗”,来纪念“五四”青年节。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一些高等院校,所谓的“民主沙龙”、“自由论坛”以及各式各样的“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纷纷出现,仅北大学生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龙”一年就搞了17场讲座,活动十分频繁。他们曾经把原非法组织“人权同盟”的头头任畹町请去,围绕所谓“新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散布了许多谬论。他们曾在塞万提斯像前举办讨论会,公开宣称“要废除一党制,让共产党下台,推翻现政权”。他们还把方励之的妻子李淑娴请去,充当他们的“军师”。李淑娴煽动说:“要使民主沙龙合法化”,“要经常在这里集会”,“要取消北京市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发生的动乱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香港《明报》载文评论说:“中国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争取人权而发起的串联与签名运动,已对学生产生极大影响,他们早已在酝酿于‘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采取大规模的行动表达对当局的不满。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则犹如装满火药的桶里扔了一根火柴。”总之,在极少数人的预谋、组织和策划下,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

二、学潮从一开始就被动乱的组织者所利用

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使酝酿已久的学潮和动乱提前爆发。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表达了深切的哀思,各高校也为学生的悼念活动提供了条件。但是,极少数人却利用这个时机,以“悼念”为借口,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学潮从一开始就被极少数人所操纵和利用,具有了政治动乱的性质。

这场动乱,首先表现在大量的大小字报、标语、口号、传单和挽联等,对党和政府进行了肆意的攻击和诋毁,公然号召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现政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的一些大小字报,有的谩骂共产党是“一代奸党”,“是个即将溃灭之组织”;有的攻击老一辈革命家是“朽翁听政”、“独裁集权”;有的指名道姓地逐个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胡说什么“不该去的去了,该死的却没死”;有的要求“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有的要求“取消共产党,实行多党制”,“取消各团体、军队、学校、单位的党支部和政工干部”;有的发表《私有制宣言》,号召“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去迎接共和国新的明天”;有的还提出要“邀请国民党回大陆,建立两党政治”,等等。许多大小字报用不堪入耳的语言,诬蔑邓小平同志,叫嚷“打倒邓小平”。

这场动乱,从一开始就表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动乱策划者们这个期间提出的纲领性口号,无论是通过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王丹在天安门广场首先提出的“九条要求”,还是后来提出的“七条”、“十条”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二是,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反自由化中所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这两条的实质,就是要在中国取得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实现资本主义化的绝对自由。同这种要求相配合,一些知识界的所谓“精英”分子,也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极少数人,在此期间也组织种种座谈会,利用舆论阵地大肆宣传,其中最突出的是《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社4月19日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由戈扬主持,参加的有严家其、苏绍智、陈子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刘锐绍(香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等人。他们议论的中心也是两个,一是为胡耀邦“平反”,二是为反自由化“翻案”,并且明确表示支持学生的游行示威,说什么由此“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后来,当上海市委作出整顿《世界经济导报》的正确决定之后,一贯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同志不仅不予支持,反而指责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动了”。

这场动乱,还表现为在极少数人的挑唆和策划下,许多行为都是极其粗暴的,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法律和法规的,是严重反民主反法制的。他们不顾宪法对“四大”的废除,不听劝阻,在校园内铺天盖地地张贴大字报;他们不顾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不经申请批准,连日不断地举行大游行;他们在4月18日和19日深夜接连冲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并且呼喊“打倒共产党”的口号,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都未曾发生过的事情;他们违反天安门广场的管理规定,多次强行占据广场,4月22日那一天几乎造成胡耀邦同志追悼会无法正常进行;他们无视北京市的有关法规,不经登记就成立了“团结学生会”(后改名为“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并且向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合法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夺权”;他们不顾法纪和校纪,抢占办公室,抢占广播站,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在校园里造成了严重的无政府状态。

大量制造谣言,蛊惑人心,煽动群众,是极少数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采用的另一个重要手法。学潮之初,他们就造谣说,“李鹏在政治局会议上大骂胡耀邦,胡是被气死的”,诱导人们把矛头指向李鹏同志。事实上,那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是教育问题,当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同志正在就有关文件作说明时,胡耀邦同志突然心脏病暴发,立即就地进行抢救,缓解后被送进医院,根本没有什么生气的事。

4月19日夜间,一位师大外语系的女学生在参加晚会后回校途中,被无轨电车撞伤,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有人就造谣说:“共产党的军警开车轧死了学生”,使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情绪激动。4月20日凌晨,我公安干警将冲击、围堵新华门的学生强行带离现场,用公共汽车送到北京大学,又有人造出了所谓“4·20血案”的谣言,说什么“警察在新华门打人,不光打学生,还打了工人、女人和小孩”,“一千多名科技工作者倒在血泊中”,搞得一些人的情绪更加激愤。

4月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结束,李鹏等中央领导同志离开人民大会堂之后,有的人为了制造攻击李鹏同志的口实,又精心策划了一场骗局。他们先是造谣说“李鹏总理答应12点45分出来接见广场上的同学”,接着就由3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台阶上跪递“请愿书”,然后又宣称“李鹏临时变卦,拒不接见,欺骗学生”,煽动起广场上数万学生的强烈不满,几乎造成冲击人民大会堂的严重事件。由于这些谣言的蛊惑和挑唆,大大激化了青年学生同政府的对立情绪。极少数人就利用这种情绪,提出了“和平请愿,政府不理,通电全国,统一罢课”的口号,造成北京6万高校学生罢课的严重局面,许多外地高校也相继罢课,使学潮升级,动乱扩大。

这场动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已经不局限于高等学校,也不局限于北京地区而是向着全社会和全国各地扩散。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一些人到中学、工厂、商店、农村串联,上街演讲,散发传单,贴标语,搞募捐,千方百计扩大事态。有的中学出现了“罢课罢考万岁”的大字报,有的工厂贴出了“联合工农,打倒暴政”的传单。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提出了“南下北上,东来西走”的口号,企图发动全国性的大串联。南京、武汉、西安、长沙、上海、哈尔滨等地的高校都发现从北京去的学生,天津、河北、安徽、浙江等地的学生也到北京参加游行。在长沙、西安等地,发生了严重打、砸、抢、烧的违法犯罪活动。

这场动乱一开始就有海外、国外各种政治势力插手。国民党豢养的反动组织“中国民主联盟”成员胡平、陈军、刘晓波等人,联名从美国纽约发出了《致中国大学生公开信》,要参加学潮的学生注意“巩固在这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力求以一个坚强的群体进行有效的活动”,“应把彻底否定1987年反自由化运动作为突破口”,“加强与各种新闻媒介的联系”,“加强与社会其他各界的联系”,“在运动中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参与”。“中国民主联盟”的两个头头王炳章和汤光中还急急忙忙从纽约飞往东京,企图闯回北京,直接插手这场动乱。

一些主张在中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特邀方励之领衔,从哥伦比亚大学发回了《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政治宣言》,鼓吹“人民必须拥有对执政党的选择权”,煽动人们推翻共产党。一个化名“红岩”的人从美国用传真电话发回“修改宪法的十条意见”,提出全国和各级人大代表以及各级法院的法官,都应“由无党派候选人中选举产生”,企图把共产党从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中彻底排除出去。一批身居美国的原“中国之春”成员,匆匆忙忙地组成了“中国民主党”,向北京一些大学发出了《告全国同胞书》,煽动学生“要求保守派的官僚们下台”,“促使中共结束其专制统治”。港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一些反动政治势力,也通过各种渠道,采用各种手段,纷纷介入。一些西方通讯社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心,特别是“美国之音”,每天用三种节目,花十多个小时,向中国大陆进行喋喋不休的报道,造谣惑众,煽风点火,为这场动乱推波助澜。

以上大量事实说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学潮,而是抱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背离了民主和法制的轨道,运用卑劣的政治手段,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学生,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挑起的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如果不是这样从本质上分析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就会在斗争中陷于极大的被动。

三、《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对动乱的定性是正确的

从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到4月22日治丧结束,赵紫阳同志对悼念活动期间出现的日益明显的动乱迹象一直采取容忍和放纵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形成和发展。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中央和北京市许多同志都感到事情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多次向赵紫阳同志提出,中央应有明确的方针和对策,以便迅速制止事态的发展,但他始终回避对事情的性质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讨论。胡耀邦同志追悼会结束后,中央的同志再次建议在他4月23日出访朝鲜前开一次会,但他不仅拒不接受,反而若无其事地打高尔夫球去了。由于他采取这样的态度,使党和政府丧失了制止动乱的时机。

4月24日下午,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向万里同志作了汇报。在万里同志的建议下,当天晚上由李鹏同志主持,政治局常委对事态的发展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会议一致认为,当时的种种事态表明,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会议决定在中央成立制止动乱小组,同时要求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放手发动群众,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力争尽快平息动乱,稳定局势。次日上午,邓小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央常委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对动乱的性质作了深刻分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一般的学潮,而是一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大大地提高了广大干部的认识,增强了大家平息动乱、稳定大局的信心和勇气。《人民日报》4月26日的社论,体现了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和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指明了动乱的性质。同时,明确地把极少数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同广大青年学生区别了开来。社论的发表,使绝大多数干部感到心里有了底,行动有了方向,可以旗帜鲜明地开展工作了。

《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后,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接连召开党内外各种会议,坚持原则,统一认识;运用各种形式澄清谣言,安定人心;支持学校领导、党团员和学生骨干大胆工作,对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进行劝阻和疏导;积极开展各种对话活动,努力争取群众。国务院发言人袁木等同志同学生的对话,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同学生的对话,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同学生的对话,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认真做好工厂、农村、商店、中小学和街道的工作,稳住大局,防止动乱向社会蔓延。各省、市、自治区也按照社论精神,抓紧做好本地区的工作,防止北京事态的影响向外地扩散。

由于4月26日社论旗帜鲜明,使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被迫在策略上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社论发表前,大量的标语,口号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社论发表后,4月26日,非法组织北京“高自联”就发出了改变策略的“新学联一号令”,要求4月27日“在拥护共产党的旗帜下游行到天安门”,规定的口号包括“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维护宪法”等,并且在方励之的授意下,把“打倒官僚政府”、“打倒腐败政府”、“打倒独裁统治”等颠覆性的口号改成了“反官僚、反腐败、反特权”等各界群众赞同的口号。日本时事社这时从北京发出一则题为《年轻官员结成支持民主化集团》的报道,把所谓“赵紫阳智囊团”里的一些人物称之为“中共中央和政府的年轻官员”,说他们“频繁地接触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参加游行的北京市内的各大学的新自治会代表,给学生们出主意”,在27日的大游行中,学生们举着“‘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等标语,这也是遵照了这个集团的指示”。学潮的头头们原来打算要“百日游行,无限期罢课”,社论发表后,这个劲头没有了。

5月4日同4月27日的游行相比,学生人数由3万多人减少到不足2万人,围观的群众也大为减少。“五四”游行之后,经过各高校党政领导做工作,80%的学生都复了课。全国各地在《人民日报》“4·26”社论发表后,局势也迅速趋向平稳。显然,再做一些工作,这场由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引起的动乱就有可能得到平息。大量事实说明,《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是正确的,它的确起到了稳定首都、安定全国的作用。

四、赵紫阳同志“五四”讲话是动乱升级的转折点

在动乱接近平息的时候,作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采取了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态度。本来,在他出访朝鲜期间,政治局常委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就打回电报,明确表示“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对付当前动乱问题所作出的决策”。4月30日回国之后,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还再次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讲话和4月26日社论对动乱的定性,认为前段对学潮的处理是好的。但是,没过几天,他却在5月4日下午接见亚洲银行年会代表时,发表了一通同政治局常委决定、邓小平同志讲话和社论精神完全对立的意见。第一,在已经出现明显动乱的情况下,他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第二,在大量事实已经证明动乱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他还坚持说“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三,在已经有种种事实说明极少数人利用学潮策动动乱的情况下,他还只是说“难免”“有人企图利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关于极少数人已经在制造动乱的正确判断。

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是鲍彤事先为他起草好的。鲍彤还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当天下午就立即广播,并且要连播3天;又要求《人民日报》次日在头版显著地位发表,同时要大量刊登各方面的正面反映。而对不同的意见不仅扣住不发,甚至不许在内部参考读物上发表。赵紫阳同志的这番讲话,经过《人民日报》及某些报纸的大肆渲染,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给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撑了腰,壮了胆,打了气。

赵紫阳同志的讲话同中央的方针截然不同,这一点不仅在国内引起广泛议论,连国外的舆论都看得清清楚楚。路透社在一篇报道中说,赵的讲话“与一周前对学生们的严厉谴责形成了鲜明对照”,是对“上周的判断的一大修改”。法国《世界报》5月6日也载文指出,“这位党的首脑(指赵紫阳)似乎已出色地使形势的发展变得对他有利了”。这篇讲话抛出之后,各级领导干部、党团员和群众中的骨干,尤其是高校的同志,思想上感到迷惑不解,工作上感到无所适从,许多人都表示反对。有的人说:“中央出了两个声音,谁对谁错,以谁为准?”有的说:“要我们同中央保持一致,同哪个中央保持一致?”有的说:“紫阳在上边当好人,我们在下边当恶人。”学校干部和学生骨干普遍认为“被出卖了”,心情十分沉重,有的伤心得流下了眼泪,学校工作完全陷于被动。当时,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处境非常困难,明知道中央的意见不一致,对下还要违心地说是一致的,只不过是“侧重点不同”。许多事情需要向中央请示,而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同志却迟迟不召开会议。

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的强烈要求下,5月8日勉强开了一次会,但根本不听北京市的汇报。会上有的同志反映,赵紫阳同志5月4日的谈话与4月26日的社论精神不一致,他声色俱厉地说:“我讲错了我负责任。”在另一次会上,有的同志反映,第一线工作的同志都说“被出卖了”,赵紫阳同志生气地责问:“谁把你们出卖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有人被出卖。”当时,上上下下有不少人同港台报纸相呼应,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等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连游行的痞子也高呼口号:“北京市委,谎报军情,欺骗中央,罪责难逃。”大家眼看着事态越来越恶化,有些措施想办也办不了。

同上述情况相反,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却从赵紫阳同志的谈话中受到了鼓舞。严家其、曹思源(四通公司发展研究所所长)等人说:“现在出现了转机,要发动知识界支持赵紫阳。”张显扬说:“不是说要利用学生吗,赵紫阳现在就是要利用一下了。”在赵紫阳同志的鼓动和少数人的策划下,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自治会”的头头当晚就重新宣布罢课,许多学校也相继宣布继续罢课,并且组织了“纠察队”,禁止愿意复课的学生去教室上课。接着,游行示威的浪潮又重新掀起。

5月9日,30多家新闻单位的数百名新闻工作者上街游行,递交请愿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师范大学、政法大学等十多所高校的上万名学生又上了街,示威游行,声援记者,散发传单,鼓动罢课绝食。从此,事态骤然逆转,动乱重新走向高潮。在北京的影响下,外地已经平稳下来的局势又重新紧张起来。赵紫阳同志讲话之后不久,5月9日、10日,山西太原就发生了大批游行示威的学生冲击省委、省政府,冲击当时正在举行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和民间艺术节的事件,在国内和国际上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五、以绝食相要挟,使动乱更加扩大

善良的人们提出,学生闹得这么凶,是不是政府对他们理解不够,体谅不够,让步不够?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从动乱一开始,党和政府就充分肯定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忧国忧民之心,充分肯定了广大青年学生提出的促进民主、深化改革、惩治官倒、消除腐败的要求同党和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并且希望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正常程序解决问题。但是,这种良好的愿望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政府提出,希望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对话,来沟通思想,增进理解,而非法学生组织却对对话条件提出了很高的价码。他们要求,对话的对象“必须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的人员”,每次对话“必须出具联合公告,由双方共同签字”,对话要由“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地点轮流举行”。

这哪里是什么对话,完全是摆出一副要同党和政府进行政治谈判的架势。特别是赵紫阳同志的“五四”讲话以后,极少数人更是利用这一时机,把党和政府的克制视为软弱可欺,要价更高,条件更苛刻,使动乱不断加温,步步升级。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和政府仍然采取了十分容忍和克制的态度,希望继续保持对话的渠道,以利于教育群众和争取多数。5月13日凌晨2时,“高自联”的头头提出了对话的要求,凌晨4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就答复同意,但天明之后,他们又自食其言,取消了这次对话。

5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信访局再次通知他们,决定于15日同学生进行对话。他们一方面表示同意,一方面又在参加人数上大作文章,先是提出了一个20人的名单,政府同意后,又要求增至200人,还没有等到充分商量,就指责“政府对话毫无诚意”,在接到对话通知仅4小时之后,就急急忙忙抛出早已准备好的《绝食宣言》,发动了一场历时7天、前后有3000多人参加的大绝食,从此长期占据了天安门广场。“高自联”的头头王丹说,选在13日开始绝食,“正好可以借戈尔巴乔夫访华压他们”。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把绝食学生当“人质”,以他们的生命为赌注,采取极其恶劣的手段要挟政府,使动乱更加严重。

在学生绝食过程中,党和政府继续保持了极其克制的态度,竭尽全力,在各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首先是学校工作人员、各级领导干部直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对他们进行思想疏导。其次是协助红十字会,先后调配了100多辆救护车,抽调了数百名医护人员,昼夜守护在绝食现场,并动员52家医院腾出近2000张病床,保证因绝食休克或致病的学生及时得到救护和治疗。三是提供各种物资,尽可能减少绝食学生的痛苦和保障他们的安全。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抽调干部、工人和车辆,通过红十字会,昼夜为绝食学生运送饮水,提供食盐和食糖;环卫局调出了洒水车,配备了脸盆、毛巾,供绝食学生洗漱;医药公司调来充足的防中暑、防感冒、防腹泻剂,交由红十字会分发;食品部门运来大量饮料、面包等,以备紧急抢救学生时使用;商业部门调运了6000顶草帽,北京军区应北京市要求送来1000条棉被,供绝食学生白天避暑,晚上御寒;为保持绝食现场的卫生,搭起了临时冲洗厕所,环卫工人还趁深夜进行了绝食现场的大清扫;18日大雨前,又从公共交通总公司抽调78辆大客车,从物资局调来400多块厚木板,供绝食学生避雨、隔潮。在长达7天的绝食期间,没有发生一起学生因绝食而死亡的事件。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的反响。事实一再教育人们,极少数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是执意同我们作对到底的,容忍一千遍,退让一万步,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事态急剧恶化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不仅没有做他应当做的工作,反而煽动新闻界,进行错误的舆论导向,把已经恶化的局面搞得更加难以收拾。5月6日,赵紫阳同志对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和思想工作的胡启立、芮杏文同志说,对学潮的报道“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甚至还说:“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在这里,他竟把反共反社会主义逆流称之为“国内人心所向”和“国际进步潮流”。他的这番指示,当天就向首都主要新闻单位作了传达,随后又作了多次部署。这样,《人民日报》等许多中央报刊便对游行、静坐、绝食等采取了充分肯定、积极支持的态度,进行了连篇累牍甚至言过其实的报道,连香港报纸也对这种奇特的现象表示惊讶。

在舆论的错误引导下,从5月15日开始,上街游行声援学生的群众一天比一天多,声势一天比一天大,从几万人、十几万人发展到几十万人,全国各地还有20多万学生赶来声援。一时间,似乎不参加游行就是“不爱国”,不表示声援就是“不关心学生的死活”。在这种情况下,绝食的学生骑虎难下,欲罢不能。许多教师和学生家长给领导机关和新闻单位写信、打电话,要求报社、电台、电视台不要把绝食的学生逼上死路,要求发发善心,救救孩子,停止这种“杀人舆论”,但没有得到什么效果。由于学生绝食和市民游行,首都北京的社会秩序陷于一片混乱,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受到严重干扰,一些活动日程被变更,有的被取消。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会城市游行的人数急剧增加,一些中小城市也出现了游行,波及面如此之广,骚扰如此之严重,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

为了给学生撑腰打气,给动乱火上浇油,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所谓“精英”,纷纷赤膊上阵,走上前台。5月13日晚,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动员知识分子参加他们发起的声援学生绝食的大游行。5月14日,严家其、包遵信、李洪林、戴晴(《光明日报》记者)、于浩成(原群众出版社社长)、李泽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苏晓康(北京广播学院讲师)、温元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刘再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等12人又发出《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要求宣布这次动乱是“爱国民主运动”,要求宣布非法的学生组织为合法,说如果不能实现要求,他们也将参加绝食。这个呼吁,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出。这些人还多次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进行煽动,诬蔑我们的政府是“无能的政府”,说什么由学生绝食“看到了中国的光辉前程”。接着,又组成了非法的“首都知识界联合会”,发表了《5·16声明》,倒打一耙地威胁说,政府如果不接受极少数人的政治要求,“将极可能把一个很有希望的中国引向真正动乱的深渊”。

在事态一天比一天严重的情况下,赵紫阳同志利用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的机会,有意识地把斗争矛头引向邓小平同志,更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他在会见时,一开头就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他还说,这是他“第一次”公开透露了中国党的这个“决定”。第二天,严家其、包遵信等人就发表了极其猖狂恶毒的《5·17宣言》。他们咒骂说:“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清王朝已经死亡76年了,但是,中国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他们毫无掩饰地说,“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嚷:“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

对于这种极其反动的叫嚣,港台的一些报刊也遥相呼应。香港的《快报》于5月18日发表《倒邓倒李不倒赵》的文章,说什么“赵紫阳的讲话充满暗示,现时国内的乌烟瘴气,全因邓小平掌舵而起”,“现今群情汹涌要倒邓倒李,而赵紫阳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还说,“倘若倒邓成功,而中国的改革确能走上开明法治之途和实现民主,对香港来说,是一则喜讯”。在这一派呼啸声中,咒骂邓小平同志、攻击李鹏同志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有的要求“邓小平滚下台”,有的提出“李鹏下台,谢国安民”。在这同时,“拥护赵紫阳”、“赵紫阳万岁”、“赵紫阳荣升军委主席”等标语口号充斥于游行队伍和天安门广场。动乱策划者们企图借混乱之机,乱中夺权。他们散发传单,宣称成立“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要取代市人民代表大会,并鼓吹成立“北京区政府”,取代合法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他们攻击依法选举产生的国务院是“伪政府”,造谣说已有外交部等十几个部“宣布独立”,脱离国务院,世界上已有30多个国家同我国断交。他们还造谣说,“邓小平已下台”,于是就有人抬着棺材游行,烧毁邓小平同志的模拟像,在天安门广场燃放鞭炮庆祝他们的“胜利”。

首都的局势越来越严重,无政府主义恶性泛滥,许多地方已陷入一片混乱和白色恐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党和政府如果还不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那么,就会再度严重贻误时机,进一步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绝对不会允许的。

六、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正确措施

为了保证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在北京市警力严重不足,已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工作和生活秩序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授予的权力,国务院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也是果断的、正确的决策。

5月19日,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了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赵紫阳同志顽固坚持同中央正确决策相对立的错误立场,既不同意和李鹏同志一道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也不同意主持大会,甚至连出席一下大会都不同意,把他同党闹分裂的态度公开暴露于全党全国和全世界面前。

在这之前,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问题,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当天就泄露了戒严的机密。一名在赵紫阳同志身边工作的人对非法学生组织的头头说,现在军队要“镇压”你们,别人都同意,就是赵紫阳反对,你们要做好准备。17日晚,鲍彤召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部分人员,在泄露了即将戒严的机密之后,发表了“告别演说”,警告与会者不得把会上密谋策划的情况透露给别人,否则就是“叛徒”,就是“犹大”。5月19日,就是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副局长高山,赶到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向正在开会的人传达了所谓“上边”的指示。

随后由陈一谘(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主持,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等4家的名义,起草了《关于时局的6点声明》,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广播,并广为散发。《声明》要求,“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要求“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特别代表大会”,并且授意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要尽快结束绝食”,暗示政府将“采取极端举动(军管)”。接着,自称来自“体改委”的一些人窜到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讲,说什么“怀着极为悲痛极为愤慨的心情,公布一个绝对真实的消息,赵紫阳总书记已经被罢免”,呼吁全国罢工、罢课、罢市,煽动群众“立即行动起来,进行决死的斗争”。这个演讲,很快就被印成《人民日报号外》广为散发。

当晚,在北京站广场等公共场所还发现题为《关于学运策略的几点建议》的传单,指示“目前绝食对话已不是我们的手段和要求,应当改为和平静坐,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新的政治要求和口号,即:(一)紫阳同志不能走;(二)立即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特别会议;(三)立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还说“对军队的到来不应采取惶惶不安、如惊弓之鸟的态度”,“这种对待军队的态度及方式,要在他们到来之前反复向同学们解释宣传”。最近一些已经被逮捕归案的“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也交代,5月19日下午4时许,有人自称中央某机关工作人员,拿着条子到“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透露了即将实行戒严的消息。

正是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同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紧密结合,使他们得以及时调整策略,在当天晚上抢在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之前45分钟宣布把绝食变成静坐,造成既然学生已经停止绝食政府就没有必要戒严的假象,以迷惑群众;得以及时组织力量,裹胁不明真象的人,在各主要路口设置路障,堵截军车;得以继续组织舆论,混淆视听,扰乱人心。他们一面恶毒咒骂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说什么“我们不要邓小平的智慧和经验”,一方面大肆吹捧赵紫阳同志,说什么“党无紫阳,国无指望”,呼唤“还我紫阳”。他们还阴谋集结力量,搞更大的动乱,宣称要动员20万人占领天安门,要在5月20日组织全市性的总罢工,并且同19日赵紫阳同志称病请假3天相配合,扬言3天之后就要成立“新政府”。

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国务院断然决定于20日上午10时起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防止事态更加恶化,掌握制止动乱的主动权,给广大反对动乱、渴求安定的人民群众撑腰。但是,由于我们的决策事先被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所掌握,部队进城仍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和阻挠。戒严的前夕和戒严后的头两天,所有的主要交通路口都被堵塞,220多辆公共汽车被劫持,当作路障,交通陷于瘫痪,各路戒严部队不能及时按计划进入指定地点。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驻地继续被围堵,街头煽动的演讲随处可见,制造谣言的传单比比皆是,数万人的游行示威接连不断,首都北京处于一片混乱和恐怖之中。随后几天,戒严部队采取不同的方式陆续进入城内,广大武警、公安干警排除万难坚持执勤,各城区和近郊区把工人、市民、机关干部组织起来,建立了约12万人的首都群众维持秩序工作队,各远郊县也出动了民兵,依靠军、警、民的协同努力,使首都交通运输和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有所好转,人心逐渐趋于安定。但是,极少数人制造动乱的活动一天也没有停止,推翻共产党领导的目标丝毫也没有改变,事态正在一天一天地向着反革命暴乱的方向发展。

戒严之后,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的一个重要策略,就是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不走。他们要把广场作为所谓“学运乃至全民族的一个中枢”,一旦政府作出什么决定,就准备在广场上“作出强烈的反应”,“组成一个反政府的统一战线”。他们早就策划在广场挑起流血事件,认为“只要不撤离广场,政府就会进行镇压”,“鲜血可以促使人民觉醒,使政府分化瓦解”。为了支撑广场的局面,他们依靠海内外反动势力提供的资金,不断改善设施,装备先进的通讯工具,每日耗资10万余元,而且开始非法采购武器。他们依靠香港声援团提供的帐篷,在广场建立了所谓“自由村”,开办了所谓“民主大学”,声称要使它成为“新时代的黄埔军校”。他们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树立了一个什么女神像,原来叫“自由女神”,后来又改名为“民主之神”,把美国的民主、自由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刘晓波等幕后策划者担心静坐请愿的学生难以坚持,就亲自走到前台,搞了一个4人参加的48小时至72小时的绝食闹剧,为青年学生加油打气。他们说:“只要广场的旗子不倒,就可以坚持斗争,辐射全国,直到政府垮台。”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利用政府和部队在戒严之后仍然采取的克制态度,继续组织各种非法活动。他们继“高自联”、“工自联”、“绝食团”、“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之后,又相继建立了“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北京市民自治联合会”等非法组织。他们用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的名义,明目张胆地打电报给一些部队,挑拨离间,进行策反。他们组织专门的舆论班子,筹办地下报纸,从事颠覆政府的地下活动。他们结成死党,集体进行地下宣誓,声称“绝不出卖自己的良知,绝不向专制屈服,绝不向八十年代中国的皇帝称臣”。

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在国际饭店召集“高自联”的部分头头开会,提出了退出天安门广场的6个条件,即“军队回去,戒严取消,李鹏下台,邓小平、杨尚昆退休,赵紫阳复出”,并且准备组织所谓“凯旋在子夜的大进军”。特别严重的是,他们认为赵紫阳同志请病假离开总书记的岗位之后,从党内解决问题的希望已经渺茫,转而寄希望于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紧急会议。严家其、包遵信等致电人大常委会领导人,说什么“目前宪法受到少数人的粗暴践踏,我们紧急建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解决当前面临的严重问题”。

在某位人大常委委员的支持和授意下,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发出《提议立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紧急会议》的征询意见函,征集了部分人大常委的签名,并且向外地部分人大常委发了加急电报。他们采取阴谋手段,向一些人大常委发函、发电时,只讲建议开会,而不讲他们真正的主张,企图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志,甚至盗用他们的名义,强加于人,以售其奸。在办了这些事情之后,严家其、包遵信就在香港的《明报》上,发表了《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当前中国的问题——兼告李鹏书》,呼吁“每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每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投下神圣的一票,废除戒严令,罢免李鹏总理职务”。

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还肆无忌惮地挑动和组织暴力行动。他们纠集本地的流氓地痞、外地的流窜犯以及未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网罗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刻骨仇恨的人,拼凑所谓“敢死队”、“飞虎队”、“义勇军”等恐怖组织,扬言要软禁、绑架党和国家领导人,要用“攻打巴士底狱”的方式夺取政权。他们散发煽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的传单,鼓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号召组织“可能被称为人民军的武装力量”,“团结包括台湾国民党在内的各种力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和它的政府”。他们扬言,“秋后算账,非算不可”,要算党的帐,算政府的账,并且准备了要镇压的干部名单。香港《明报》还刊登了动乱组织者和策划者之一的刘晓波6月2日同一个所谓“大陆民运领袖”的“对谈”,公然叫嚷“期望赵紫阳复出,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中组织武装部队”。

动乱策动者的种种活动,都有雄厚的财力作后盾。除四通公司等单位给予几十万元的物质支援外,还得到海外敌对势力和一些组织与个人的财力物力支援。美国、英国和香港的一些人,给了上百万美元和数千万港币。这笔钱中的一部分,被用于破坏戒严活动,每一个参加设路障、堵军车的人,每天都可以得到30元的报酬。同时,他们还许下高价,收买暴徒,去烧军车和打解放军,许诺烧一辆军车给3000元,抓住或打死一个军人也给几千元。台湾一位军政要员发起了“送爱心到天安门”的运动,带头捐款10万元台币。国民党一个中委发起募捐1亿元台币,设立所谓“支援大陆民主运动基金”。台湾艺术文化界一些人发起“血脉相连声援大陆民主运动”。北京“高自联”致函“台湾艺文界朋友”,说什么“在此关键时刻,得悉台湾艺文界挺身而出”,“给予我们急需的物资和精神支持,我们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

所有这些说明,极少数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制造的动乱,绝不象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只要政府做点让步就可以平息,或者只发布一个戒严令就可以解决问题。他们是横下一条心,要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联合起来,同我们死战到底的。一切一厢情愿的善良愿望,只会使他们更加放肆地向我们发动进攻。时间拖得越久,付出的代价越大。

七、极少数人是怎样挑起反革命暴乱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担负着“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而且担负着“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义务,这是宪法第29条明文规定了的。部队进城维护社会治安,正是执行宪法赋予的任务。

5月20日宣布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之后,尽管遇到重重阻拦,部队仍然按照既定计划,采取不同的方式,陆续进入城内,到达一部分警戒部位。极少数暴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深知,如果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全部按计划到位,那么,他们正在从事的种种非法活动和反革命活动就无法再进行下去,他们的全部阴谋就将很快以失败而告终。于是,他们窥测时机,蓄意挑起事端,竭力使动乱加剧,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反革命暴乱。6月1日,我公安机关收审了非法组织“工自联”的几个头头,他们就借机煽动一些人,包围和冲击了北京市公安局、市委、市政府机关和公安部。

6月2日晚,中央电视台借用了10个月的武警部队的一辆吉普车,在返回原单位途中,由于车速过快,路面有水打滑,造成翻车事故,撞死了人,但没有一个是学生。这本来是一起交通事故,有关部门正在处理,而极少数人却有意把它同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城的行动联系起来,大造谣言,说是戒严部队的开道车故意轧死学生,鼓动不明真相的人,要抢夺尸体,举行抬棺大游行。一时间,人心浮动,气氛紧张。经过这样的煽动和鼓噪,暴乱的火就被他们点了起来。

6月3日凌晨,当部分戒严部队按计划进入警戒目标的过程中,就有人有组织地煽动一些人在建国门、南河沿、西单、木樨地等路口阻拦大小车辆,设置路障,拦截军车、殴打战士,抢夺军用物资。曹各庄附近12辆军车被拦。从燕京饭店门前经过的战士被强行搜身。电报大楼前的军车轮胎被扎穿,并被隔离墩围住。

拂晓前后,永定门桥头的军车被推翻。木樨地军车车胎被扎穿。朝阳门的400多名进城战士被歹徒用石块乱砸。六部口、横二条一带军车被拦截,战士被围困。

早上7时左右,在六部口,有的歹徒钻进被围困的军车内,抢夺装有子弹的机枪。从建国门到东单,以及天桥附近,进城部队被零星隔断,遭到围攻、殴打。在建国门立交桥上,有些战士的衣服被扒光,有的战士被打得遍体鳞伤。

上午,虎坊桥一带的进城部队被冲,战士遭痛打,有的被打瞎了眼睛。一些被打伤的战士在送往医院途中遭拦截,急救车车胎被放气,伤员被绑架。虎坊路至陶然亭21辆军车被围,在战士转移弹药时,前往护卫的民警被打伤。

中午,被拦阻在府右街南口、正义路北口、宣武门、虎坊桥、木樨地、东四等路口的解放军战士,有的被打伤,有的钢盔、军帽、雨衣、水壶、挎包被抢。六部口一伙人截了一辆载有枪支弹药的军车,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多次解围均未成功。车上的枪支弹药如被抢走或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保护首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武警部队施放了催泪弹,驱散了人群,抢回了弹药车。

在拦截、砸抢军车的同时,一伙暴徒围堵和冲击国家机关和重要部门。他们冲人民大会堂、冲中宣部、冲广播电视部,冲中南海的西门和南门。保卫这些机关的武警战士和公安干警数十人负伤。

随着事态的急剧恶化,暴乱的挑动者更加猖狂。下午5时许,非法组织“高自联”和“工自联”的头头,在天安门广场分发了菜刀、匕首、铁棍、铁链子和带尖的竹竿,声言“抓住军警就要往死里打”。“工自联”大广播中大肆叫嚣,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还有一伙暴徒纠集了上千人,推倒西单附近一个建筑工地的围墙,抢走大批施工工具和钢筋、砖块等,准备打巷战。他们的广播站不断播放如何制造和使用燃烧瓶、如何堵烧军车之类的“知识”,进行教唆和挑动。他们策划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时机,煽动更多的人上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砸、抢、烧,造成一个群众暴动的态势,一举推翻政府,夺取政权。

正是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下定决心,命令驻守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强行开进,平息反革命暴乱。

八、反革命暴徒是怎样残害解放军的

自戒严以来,陆续进城的戒严部队根据中央的指示,始终保持高度克制的态度,尽量避免发生冲突。6月3日暴乱发生后,在部队进城前,为了避免伤害群众,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于晚6时半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这个《通告》,通过电台、电视台和各种广播器,进行了反复广播。

6月3日晚10时前后,奉命向城内开进的各路戒严部队先后进入市区。但在各主要路口,都受到严重阻拦。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部队仍然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而反革命暴徒怀着对解放军的刻骨仇恨,却利用这种克制,发动了骇人听闻的打、砸、抢、烧、杀。

22点至23点,从翠微路、公主坟、木樨地到西单一线,有12辆军车被烧。有些人用卡车运来砖头,向战士猛砸。一些暴徒把无轨电车推到路口,放火焚烧,阻断了道路。有的消防车赶去灭火,也被砸烂、烧毁。

23点前后,虎坊桥3辆军车被砸,1辆吉普车被推翻。安定门立交桥军车被围堵。崇文门大街一个团的战士被围堵。建国门立交桥30辆军车被围堵。北京煤炭工业学校以西300多辆军车被围堵。为保证军车前进,有的战士和指挥员下车做疏导工作,被围攻殴打,有些被强行绑架,不知去向。被打伤的,有尉官、校官和将军。在南苑三营门受阻的军车,为避免冲突,往东绕行,至天坛南门再次被堵,许多军车被砸、被烧。珠市口一辆军车被堵后,一帮人爬到车上,下边有个干部模样的人劝他们下来,当即被痛打,生死不明。

6月4日凌晨以后,焚烧军车的暴行愈演愈烈。在天坛东侧路、天坛北门、前门地铁西口、前门东路、府右街、六部口、西单、复兴门、南礼士路、木樨地、莲花池、车公庄、东华门、东直门,以及朝阳区的大北窑、呼家楼、北豆各庄,大兴县旧宫乡等地,数十个路口的数百辆军车,被暴徒用汽油、燃烧瓶和土制喷火器引燃,火光冲天,有的战士在车内被活活烧死,有的跳下车后被活活打死。有的地方,几辆、十几辆,甚至二三十辆军车同时被烧,一片火海。在双井路口,有70余辆装甲车被围,其中20余辆车上的机枪被暴徒拆掉。京原路口至老山骨灰堂以西,30多辆军车被暴徒付之一炬,现场浓烟冲天。有的暴徒手持铁棍,推着汽油桶,在路口堵截,见车就烧。多辆部队运粮车、被服车被暴徒抢劫,不知去向。有几名暴徒在复兴门立交桥一带,开着抢来的装甲车,边行进边开枪。非法组织“工自联”还在广播上宣称,他们缴获了一部军用电台和密码本。

在砸毁、焚烧军车的同时,一些暴徒对民用设施和公共建筑物发动了攻击。西城区的燕山等商店的橱窗被砸。天安门前和毛主席纪念堂西侧的松树墙被点燃。一些公共电汽车、消防车、救护车、出租汽车被砸毁和烧毁。特别恶毒的是,一伙人驾驶一辆装满汽油的公共汽车驶向天安门城楼,企图放火烧毁城楼,在金水桥南被戒严部队及时截获。

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暴徒们不仅疯狂攻击军车,大搞打砸抢烧。而且,对解放军战士发动了灭绝人性的残杀,手段极其凶暴野蛮。

6月4日凌晨,东单路口一伙暴徒用酒瓶、砖头、自行车砸砍战士,许多战士血流满面。复兴门一辆军车被截,车上的某部管理科长、管理员、炊事员等12人被拉下车来,强行搜身,然后痛打,多人受重伤。六部口4名战士被围攻殴打,有的当场死亡。广渠门附近3名战士被痛打,只有一名被群众救出,两名下落不明。在西城区西兴盛胡同,有20余名武警战士被一伙歹徒毒打,有的被打成重伤,有的下落不明。护国寺一辆军车被截,战士被拉下来痛打后当作人质,一批冲锋枪被抢走。一辆装满砖头的汽车,由东交民巷开往天安门广场,车上的人高喊:“是中国人的上来,砸解放军去。”

拂晓之后,残害解放军战士的暴行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武警一支队的一辆救护车,拉了8名受伤的战士送往附近医院时,被一伙暴徒拦住,当场就打死一名,还叫嚷要把其余的7名一齐打死。在前门大街的一家自行车店门前,有3名解放军战士被打成重伤,暴徒们围住狂叫:“谁敢救他们就打死谁。”在长安街上,一辆军车熄火,一二百名暴徒一拥而上,猛砸驾驶室,将司机活活砸死。西单十字路口以东30米处,一名战士被打死,又在尸体上浇汽油焚烧。在阜成门,一名战士被暴徒残害后,尸体被悬挂在立交桥的栏杆上。在崇文门,一名战士被一伙暴徒从过街天桥上扔下,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暴徒们狂叫,这是“点天灯”。在西长安街首都电影院附近,一名解放军军官被暴徒打死后,剖腹挖眼,把尸体挂在一辆正在燃烧的公共汽车上。

在几天的暴乱中,被暴徒砸毁、烧毁、损坏的军车、警车和公共电汽车等车辆达1280多辆,其中军用汽车1000多辆,装甲车60多辆,警车30多辆,公共电汽车120多辆,其它机动车70多辆。一批武器、弹药被抢。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000多人,死亡数十人。他们为保卫祖国,保卫宪法,保卫人民,付出了鲜血甚至宝贵的生命。对他们的功绩,人民将永远铭记。

如此惨重的代价,最有力地说明了戒严部队所采取的极大的容忍和克制态度。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这支军队对敌人狠,对人民和,历来如此,他们在战争年代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武装起来的国民党800万军队,打败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能够有效地保卫我们国家的神圣领土、领海和领空,为什么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却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呢?为什么他们手中有武器,反而挨了打,甚至被打死呢?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是因为好人和坏人混杂在一起,使我们有些应该采取的断然措施难于出手”。这也正说明了人民解放军是热爱人民的,是不愿意误伤群众的。他们忍辱负重,从容赴死,正是人民军队本质的充分体现。否则,怎么可能造成这么大的伤亡和损失呢?这不正说明我们的军队为了保护人民而不惜牺牲自己吗?而最终为了平息反革命暴乱,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戒严部队在伤亡严重、忍无可忍、让无可让而又很难前进的情况下,经过一再警告,迫不得已奉命对空鸣枪开道,进行反击,击毙了一些肆虐的暴徒。

由于围观的人很多,有的被车撞、人挤,有的被流弹误伤,有的被持枪歹徒击伤击毙。据现在掌握的情况,暴乱中有3000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这当中,有罪有应得的暴徒,有被误伤的群众,还有正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医护人员、联防人员和维护秩序工作队员等。对于被误伤的群众和执行任务中受伤害的人员,政府要认真地做好善后工作。

由于“美国之音”造谣和一些人有意传谣,社会上一度盛传,戒严部队进城之后,“血洗天安门广场”,“有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倒在血泊之中”。真实情况是,戒严部队进入广场之后,凌晨1时半,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该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这个紧急通告用高音喇叭,进行了反复播放,时间长达3个多钟头。这时,停留在广场上静坐的青年学生集中在广场南端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带。3时左右,他们经过内部磋商,派出代表向戒严部队表示,愿意自动撤出广场,戒严部队当即表示同意。

凌晨4时半,广场上广播了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知:“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同时,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关于迅速恢复天安门广场正常秩序的通告。停留在广场上的数千名青年学生听到通告后,打着各自的旗子和横幅等,两边布置了手拉手的纠察队,于5时左右离开广场。为了保证学生们的安全撤离,戒严部队在广场东侧南口开出了一条宽阔的通道,保证学生顺利、平安地离开。这时,还有一些坚持不走的学生,戒严部队按照“通告”要求,强制他们离开了广场。到5时半,清场任务全部完成。广场静坐的学生,包括最后被强制离开的,没有死一个人。有人造谣说,广场“血流成河”,自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完全是胡说八道。

以天安门广场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和戒严部队全部到位为标志,首都反革命暴乱被一举粉碎。在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和公安干警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人民群众救护伤员、解救被围困的战士、积极配合和支援戒严部队,涌现出许多动人心弦的好人好事。由于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北京市的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他方面的损失更难以用金钱来计算。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正在为挽回遭受的损失,进行艰苦的劳动。现在,首都各项秩序基本恢复正常,全国局势也较快地趋于平稳,这反映了中央的正确决策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但是,动乱和暴乱尚未彻底平息,极少数反革命暴乱分子不甘心灭亡,仍在进行种种破坏活动,甚至梦想卷土重来。

为了取得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彻底胜利,我们要放手发动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清查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工作进行到底。要彻底揭露动乱和暴乱的阴谋,依法惩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即那些长期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和搞政治阴谋的人,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人,向非法组织提供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以及制造打、砸、抢、烧、杀等种种暴行的刑事犯罪分子。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通过坚决果断、艰苦细致的工作,集中打击极少数首恶分子和拒不改悔的顽固分子,尽力扩大教育面和团结面。在此基础上,依靠广大群众,努力增产,厉行节约,艰苦奋斗,尽快把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造成的损失全部夺回来。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和委员:

我国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正义斗争,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和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是,在国际上也有一些国家,主要是美国和西欧某些国家,歪曲事实真相,进行造谣中伤,甚至对我实行种种的所谓谴责和制裁,掀起反华浪潮,粗暴干涉我国内政。对此,我们深表遗憾。对于一切外来压力,我国政府和人民过去没有屈服过,现在不会屈服,永远也不会屈服。谣言必将破产,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我国将毫不动摇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我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世界发展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


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 陈希同
1989年06月30日




陈希同简历

陈希同,生于1930年6月,四川安岳人,1949年12月入党,1948年10月参加工作,北京大学中文系肄业。1948—49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并参加“中国民主青年同盟”。1949—53年,任北京市西单区街道工作组组员,市公安局内二分局十二派出所副所长,内二分局人事股副股长、文书股股长、秘书。1953—63年,在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工作,任刘仁同志秘书,北京第一机床厂车间党支部副书记。1963—66年,任北京市昌平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县委副书记。1966—71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下放劳动。1971—73年,任北京市昌平县十三陵公社(农场)革委会副主任、马池口公社党委书记。1973—79年,任北京市昌平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1979—81年,任北京市副市长。1981—83年,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常务)、副市长。1983—88年,任北京市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市长。1988年起,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国务委员。1992年10月,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是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 1995年4月,他因王宝森自杀而引咎辞职。1995年9月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做出决定,将他清除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保留党籍以观后效。1997年8月29日,中纪委决定并报中央批准,开除陈希同党籍。1998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贪污和玩忽职守罪,决定将陈希同依法逮捕。1998年7月3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判处陈希同有期徒刑1 3 年;以玩忽职守罪判处陈希同有期徒刑4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 6 年。赃物没收上缴国库。

鲍戈、魏京生、王丹、吴弘达、阮铭

鲍戈、魏京生、王丹、吴弘达、阮铭
五个被骂得最多的或被捧得最多的民运人物




● 鲍戈

鲍戈(Bao Ge),社会活动家,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和公民权利运动(维权运动)的主要发起人,1997年流亡美国,现任“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主席。

鲍戈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民间十分活跃的民主派活动家,他的许多言论和抗争行动曾引起国际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与许多“持不同政见者”不同,鲍戈主张“政治改革必须根据国情,获得大多数国民的认同和支持,不能照搬外国模式”。他还表示,在中国,法治应先于民主。没有严谨的立法和执法,就没有社会公正和安定。法律不仅用于规范社会和经济秩序,更应当用来规范国家的政治生活。鲍戈指出,“中国现阶段最基本的社会矛盾,是国家和人民不断寻求充分发展的需要,同特殊利益集团继续垄断国家和社会一切权利的努力之间的矛盾”。他强调,民主运动必须坚持公开性、合法性和人民性,要服从大多数群众的诉求以及国家的根本利益,坚决反对境外反华势力插手干扰。

鲍戈,男,1963年10月18日生于上海,曾在上海医科大学学习、工作。1980年代,鲍戈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公开反对政府向日本放弃战争赔偿,曾为此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和政治迫害。1988年11月,鲍戈与湖北的李固平、福建的林信舒、南京的侯占清及上海的夏经芳等人,成立了“中华全国对日索赔民事债权人同盟”。1989年“六四”之后,公安部门指控鲍戈曾参加过游行,对其进行长达二十个月的监禁审查。1991年2月28日,上海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对鲍戈宣判“免于刑事处分”,当庭释放。鲍戈和律师李国机在法庭上指出,所有指控都缺乏事实根据,而且两名证人的证言相互矛盾。

1992年是中日建交二十周年,日本天皇定于10月访华。8月15日,鲍戈、林信舒、沈继忠等人通过日本共同社发表了致日本政府、国会和明仁天皇的公开信,明确要求日皇访华时必须就侵华罪行正式道歉,日本舆论为之哗然,因为中国外交部并未提出此要求。9月18日,鲍戈和沈继忠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游行申请,要求批准他们在日皇访沪时,按规定的路线举行游行。这是中国颁布“游行示威法”以后的首例申请案。不料,警方却对两人采取拘捕行动。鲍戈奋力撞开警车边门,向围观的群众大喊:“只要我还活着,就决不允许任何人出卖国家的利益!”事后,政协委员铁牛等人曾就这一事件向市公安局提出质询,批评警方粗暴抓人。

10月23日,日皇明仁开始访华行程。大批警察包围了鲍戈的住所,严阵以待。鲍戈被迫向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宣布:自日皇踏上中国之时起,他开始绝食;如果日皇在离开中国之时仍未道歉,他便自焚。消息传开举世震惊,警方立即将他从家里带走,实行“监视居住”。与此同时,童增等人在北京也发表了一份数万人的签名信,要求日本赔偿和道歉。经过这场风波,长期遭受压制和打击的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终于浮出水面,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1993年3月,鲍戈发表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提出以全民公决的方式来解决对日索赔争议。鲍戈指出,1972年国务院未经人大同意,便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了战争赔偿,是违宪的。但是,由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又间接承认“中日联合声明”,所以,现在要推翻它,只有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鲍戈表示,政府对“公民公决” 大可不必谈虎色变。如果这一方式以后被用来解决其它一些重大争议,可以避免发生战乱以及类似“六四”那样的动荡和惨剧。

1994年3月,鲍戈代表李国涛、杨勤恒、林牧晨、杨周、王辅臣等54位上海市民,发表了题为《中国国家和社会民主化九四年政纲》的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要求将宪法中维护执政党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四项基本原则”去除。鲍戈告诉记者,他有意以征集签名的方式来推动一场“民主修宪运动”。这一事件再度引起政府部门高度紧张。3月至5月间,美国副国务卿沙特克、法国总理巴拉迪尔等西方国家领导人访华时,鲍戈都被警方强行从家中带走,据称是防止外国领导人与其见面。

6月3日深夜,鲍戈在家中入睡时突然遭到拘捕。之前,他刚刚向民政部寄出一封要求批准注册成立“人权呼声”组织的申请信。有记者曾问鲍戈在“六四”纪念日是否有所行动,他说不会,但作为一名基督教徒,象往年一样,将在教堂里为死难者默默祈祷。四个月后,鲍戈被判处劳动教养三年,罪名是“有煽动闹事、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鲍戈向行政法庭起诉劳教委员会,理由是《劳教决定书》没有指出他究竟有哪些具体的“煽动性言论”,“被煽动的对象”是谁,以及被“扰乱治安”的地点。鲍戈说:“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劳教决定书》才无法列举。”

1997年6月4日,鲍戈获释后立刻通过美联社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烈的声明。他说:“我决不会向强权和暴政所屈服而改变立场,因为我知道自己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我未来的政治活动生涯中,我将寻求以合法的方式,在中国创建一个新的政党----‘公民大会党’。”这条消息很快出现在世界许多报纸的显著版面,引起高层震动。

6月6日,鲍戈又在上海接受法新社采访,披露他所在的劳教所每天强迫犯人工作十几个小时,大批缝制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的指定用球。世界舆论为之哗然。

6月25日,鲍戈发表致香港特首董建华的公开信,欢迎香港回到祖国怀抱,同时,建议香港政府在7月1日主权移交仪式当天,不要对游行示威的人群采取镇压行动,以保持香港的开放形象,为内地树立民主典范。董建华办公室后来回函表示感谢。

7月11日,鲍戈发表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要求调查不久前发生在四川省绵阳市的大规模警民冲突流血事件,呼吁确保下岗工人的合法权益,并允许工人组建独立工会。8月中旬,公安部长陶驷驹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发言,认为绵阳工潮是“境内外敌对势力制造事端”,并点名鲍戈就是利用下岗失业职工问题制造事端的“敌人”,公开表示在必要时将对其采取行动。“国际特赦”等人权团体从媒体上获知这条消息时,都为鲍戈的安全担心,纷纷向中国有关部门询问情况。

8月15日,鲍戈和《新民晚报》主编冯英子致函民政部,要求批准成立“对日索赔全民公决倡导会”。鲍戈表示,民间的战争受害者向日本进行索赔,如果得不到自己政府的坚定支持,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他说:“为了打击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气焰,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现在将战争赔偿问题交付全民公决,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9月8日,美、俄、英、法、德、澳、加、日等国的国际广播电台纷纷报道鲍戈致中共“十五大”的公开信。鲍戈建议中央火化毛泽东遗体,以此表明破除个人迷信的决心,促进党内民主建设。该信还提出一系列政治改革的主张,包括开放党禁和报禁等。

10月30日,鲍戈在江泽民与克林顿会晤的第二天,获得赴美护照和签证。11月5日,鲍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寄出最后一封信之后,偕妹鲍缨启程赴美。法新社记者在上海虹桥机场采访鲍戈时,遭到上海警方拘留;而前一天晚上,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也在前往鲍戈住所途中遭到拘留。当鲍戈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时,受到上百名记者包围采访。鲍戈表示,在不久的将来,他将返回中国继续从事民主运动。记者问他得以出国是否与江泽民访美有关,他说是的,“可以这样认为”。

鲍戈到美国的第一年,经常以“人权呼声”驻美代表的身份发表各项声明。他曾为《北京之春》和 “民联阵-自民党”撰写过大量文稿,却拒绝加入海外民运团体,也从未向美国、台湾任何机构申请过经费,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和政治立场,这在流亡异见人士中是绝无仅有的。

1998年5月,鲍戈在香港发表《说六四,话民运》。这篇广为流传的文章,被认为对于数年后国内兴起的“维权运动”具有指导意义。鲍戈写道:“要在中国持久地组织民间运动而不夭折,首先必须恪守其活动的合法性,并且不直接提出尖锐的政治主张。等到长年累月地同社会各界包括同政府内部人士建立广泛联系,并且深孚民心之后,才逐步时进时退地提民主要求,并择时施压和适当妥协,如此方可奏效。”

他告诫海外民运人士:“此外还得忌做客厅英雄,清谈西方民主或唱反共革命高调。要知道现时国内的政治斗争其实质是利益冲突,而不再是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共产党不肯还政于民并非舍不得放弃共产主义,而是不甘心失去其特权;同样,近年来民众频频走上街头向政府示威,也不是呼吁政治多元化,而是要求保障其被中共恶吏任意剥夺的合法权利。因此,发起公民权利运动是民运从校园走向民间、从海外回归本土的唯一出路。民运人士应从‘六四’的余烬和‘领袖’的光环中走出来,尽快找到各自参与中国社会变革进程的实际切入点。”这番论述出自理性而务实的思索,令人耳目一新。

1998年6月,法国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的当天,鲍戈在澳门举行记者会,起诉大赛的足球供应商Adidas公司,对于他在中国劳教所中被强迫生产该公司产品时所遭受的苦难,正式要求赔偿。两星期后,另一名民运人士韩立法从上海市第一劳教所释放,也向记者诉说自己被强迫生产Adidas足球的经历,并揭露,遭警察殴打和虐待犯人的现象早已司空见惯。

1999年4月,鲍戈为香港《前哨》杂志所撰写的《一九九八年中国洪灾真相》,被《世纪中国》等许多网站转刊。由于这篇报告对于三峡工程及环境问题提供了大量有份量的论据,鲍戈因此经常受邀就中国的环保问题发表评论。同年9月纽约“中国绿色和平”成立,鲍戈担任理事。

鲍戈到了美国却拒绝参加海外民运团体,据分析,可能是不愿被卷入内斗频仍、背景复杂的无底深渊。海外民运长期受台湾情报机关操纵,至1994年,台湾“军情局”直接控制民运团体达17个,民运因此陷入反华叛国、协助台独的误区,从而失去了广大侨胞的支持。魏京生、吴弘达、阮铭、王希哲、“北京之春”、“学自联”之流反对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反对欧洲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反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反对北京主办奥运,要求日本加强美日军事联盟遏制中国崛起,鼓吹制裁中国和分裂中国,以及勾结台独、藏独、疆独、日本右翼、赖昌星、法轮功等,对于这一切,鲍戈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也因此遭到对手诋毁。他的爱国热忱被一些人说成是“投共”。

2001年7月13日,世界各大通讯社在发布北京获得奥运主办权的消息时,纷纷刊发了鲍戈寄往北京的祝贺信。鲍戈告诉记者:“虽然中国目前仍然是一党专政,人民没有组党、办报、创建独立工会及人权组织的自由,无权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法治徒有虚名,腐败现象相当普遍,社会公正机制尚未建立,但是,我并没有忽视这些年来祖国所发生的惊人变化和进步,同时为祖国取得的每一项建设成就而高兴。”鲍戈指出:“确有人从某些机构秘密领取经费,一直从事反对北京申奥、反对美中两国交流与合作、支持台独和藏独等活动,但包括我在内的更多的人则真诚希望祖国繁荣进步,稳步实现民主转型。我相信,北京主办奥运不仅可以带动经济发展,促进国力增强,而且也将迫使国家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统治方式,从而加快民主法制建设。”

2002年6月1日,《世界日报》发表了鲍戈致伍弗维茨的公开信,赞扬布什内阁成员首次表态反对台独。鲍戈写道:“长期以来美国对于台海两岸的政策多被曲解同情台独和为其撑腰,同时亦有人不断挑起中美两国之间的敌意,这使得美国在中国的形象变为负面,以致美国在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上的许多做法都被解读为‘反华’。中美愈对抗,愈助长中国政治保守势力抵御西方价值观,增大政治改革的阻力,也使台海两岸成为现代战争的策源地。”鲍戈指出,台独将毁灭台湾,而决不是“保卫台湾的民主”。他说:“台湾只有融入中国社会,它的民主成果才能够在全中国范围内产生影响,同时它的经济发展潜力也不会衰竭。”

同年6月4日,鲍戈宣布成立“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提出“外争国权,内争民权;反独促统,反腐促变”的十六字方针,公开与刘青、魏京生等人决裂。纽约《星岛日报》以《六四纪念首现“双胞胎”,“台独”分歧成决裂主因》为题报道了这一冲突。鲍戈表示,在海外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很难避免外部势力误导民运发展方向,比如台独、藏独团体以及美国的反华势力总想插手民运,让民运为其所用,而《北京之春》杂志社亦曾盗用民运的名义,与疆独组织签订合作协议,另外,魏京生等人跑李登辉跟前投其所好,声称山东也可以独立,对海外民运造成了负面影响。鲍戈说:“既然大家政见不一,不能合作,那就索性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阮铭闻讯立刻在《南方快报》上发表《中共黑手分裂海外民运》一文,诬蔑鲍戈是“中国政府黑手”。阮铭表示,“反独”就是“反台”。

8月10日,纽约侨团欢迎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主席王津平访美的会场里,回荡着鲍戈巨雷般的声音----“台独势力为了媚日求宠,竟感谢日本侵略中国、蹂躏台湾和签订《马关条约》,还公然诬蔑被日军强征的台湾‘慰安妇’都出于自愿。而不久前,台独势力又为了拉拢所谓的‘友邦’,竟然对‘友邦’的足球队搞‘妓女外交’,全然不顾台湾妇女的人权。台独势力对外不惜盗用台湾纳税人的血汗钱,秘密收买美国、日本的政客来对付祖国大陆,对内则对于主张和平统一的人士进行辱骂、诬陷和殴打,诬蔑他们是‘投共卖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还讲什么人权吗?”他大声疾呼:“台湾民众要坚决抵制台独势力肆意挥霍岛内资源搞军备,勾结外国进行以武拒统,最终导致岛毁人亡、生灵涂炭的惨剧发生。在关键时刻,台湾人民要勇敢地同台独势力进行搏斗,制止那些挑起战端的台独分子将财产转移国外,或逃往外国寻求庇护,要果断地对他们绳之以法,以绝后患,把两岸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2002年10月,鲍戈就中国驻美使馆不予办理其护照延期一事,向北京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稍后,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称,鲍戈因违反出入境法规定,“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活动”,外交部已依法注销其护照、出入境证件。对于外交部的这种说法,以及北京法院最后决定不予受理此案,鲍戈并未采取任何过激行动,表示“人民自有公断”,他有耐心等待法制建设走上轨道。



● 魏京生

魏京生(Wei Jing Sheng),1950年5月20日出生,祖籍安徽,曾是北京动物园电工。1979年因“向外国人出卖军事情报”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15年。1995年因“阴谋颠覆政府罪”以及宣称“西藏是一个国家”,又被判刑14年。由于魏京生一再自称在狱中病情严重,并遭受虐待和殴打,西方国家为此不断向中国施压,要求释放他。1997年11月,魏获准赴美“保外就医”。然而,美国医疗机构对他进行全身检查之后得出结论:魏京生身体健康,没有遭受过肉体上的虐待。魏出国后一直忙于四处募款,被“北京之春”等组织推举为“海外民运联席会议”主席。1998年12月魏京生到台北接受李登辉接见时,请求给予200万美元资助,并公开表示“山东也可以独立”。此后,魏京生不断在西方国家进行反华活动,要求美国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停止与中国一切商业往来,反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申办奥运,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华武器禁运。2000年5月,他在祝贺陈水扁上台的信函中表示感到“无与伦比的喜悦”。2006年9月魏京生在华盛顿与台独、藏独、疆独、蒙独等团体宣布成立“亚洲民主同盟”,声称“很多民族都想从中国独立出去”。不过,魏京生与许多知名的民运人物多有纠葛,1999年1月曾在美国国会爆发冲突,后来还遭到诽谤罪名起诉。当他在欧洲旅行时,西藏妇女平妮当众哭诉曾遭到魏的强奸。《华尔街日报》曾刊文指出魏京生“与整个世界对立”,因为他不仅到处说民运的代表人物都是“共产党特务”,还怀疑克林顿政府要暗杀他。数年前魏京生在美国马里兰州购置了豪华庄园,与女友黄慈萍一起享受“民运贵族”生活。



● 王丹

王丹(Wang Dan),1969年2月26日生于北京,祖籍山东,原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年级留级生,1989年因参与学潮,被公安部列入通缉名单,1991年被北京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4年,1996年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刑11年。其家属对外国机构宣称,王丹在狱中可能罹患脑瘤并导致失明,危及生命,而中国监狱毫无人道,不予妥善医治。为此,美国向中国不断施加压力,要求立即释放王丹。1998年4月王丹获准赴美“保外就医”,但是经美国医疗机构检查,发现王丹健康良好,无需治疗。此后,王丹担任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评论员和隶属台湾军情局的《北京之春》杂志社长。王丹经常在美国和台湾说,中国五年后将崩溃,或者两年后将陷于危机,然而这种情况始终没有出现。王丹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并支持陈水扁废除《国家统一纲领》,还向台湾民进党说“中国不敢犯台”。尽管王丹一再否认接受台湾资助,但是,陈水扁在台北检察机关侦办其贪腐案件的过程中,宣称曾给过王丹数十万美元。另据台湾《TVBS》周刊披露,王丹是男同性恋者,他在美国的学历也是假的。



● 吴弘达

吴弘达(Harry Hongda Wu),原籍江苏省无锡市,1937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小银行业主家庭。吴曾因盗窃、诱奸女学生等罪行,于1961年5月至1964年5月在北京清河农场和团河农场接受劳动教养处罚。1964年吴获释后被安排在山西县霍县就业,后来调到山西财经学院、武汉地质大学任教。1985年他从武汉赴美国探亲,并从此滞留美国,于1992年加入了美国国籍。

吴弘达为了卖身投靠美国的反华势力和台湾间谍机构,骗取他们的资助,竭力把自己乔装打扮成所谓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竟然四处吹嘘自己“因为反对中共而被判刑和关押十九年”。 为了配合其主子开展丑化中国形象的宣传攻势,1992年吴弘达在美国设立“中国劳改基金会”,专事宣扬中国出口劳改产品和出售死刑犯器官。

1994年4月,吴弘达与一名英国女记者潜入成都市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十五手术室,偷拍胸外科体外循环心内直视二尖瓣膜换手术,然后制作成所谓的劳改专题片,这些镜头在国外播放时竟然配上旁白称是“移植死刑犯肾脏器官”,还将他们另外拍摄的一些农民墓地的镜头,移花接木地作了插播,谎称是“死刑犯的坟地”。

1995年6月,吴弘达企图从中哈边界的霍尔果斯口岸再度潜入中国境内时,被边防人员抓获,同年8月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判刑15年,稍后宣布驱逐出境。值得一提的是,在被司法机关羁押调查的短短两个月内,虽然办案人员没有对吴弘达进行刑讯逼供,其待遇远比其他在押犯优越,而且中方允许美国大使馆人员前往探望吴弘达,然而吴弘达却不顾“斗士”的脸面,痛苦流涕地悔罪认错,竹筒倒豆子一般交待罪行,并承认他提供给外国电视广播公司的所谓“中国劳改产品”,其实都是从乌鲁木齐普通农贸市场上买来的手工产品,并非来自中国监狱。

吴弘达的“中国劳改基金会”每年都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获得近百万美元的资助,其本人也曾一度被反华势力提名竞逐诺贝尔和平奖,台湾与美国的间谍机构也专门为其调配人员和提供经费,使他俨然成为“海外民运”的头面人物。一堆臭狗屎竟被当作香馍馍,可谓美国最荒诞的反华闹剧。



● 阮铭

阮铭(Ruan Ming),1931年7月3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金山县,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至1967年在中共宣传部担任调查研究室主任和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等职,这期间以“极左”面目出现,残酷迫害知识分子。“文革”结束后被调往中央党校任理论部副主任。1983年中央清查“文革”遗案,阮铭因“三种人”问题(打、砸、抢)被开除党籍。1988年阮铭赴美不归,卖身投靠台湾间谍组织。1997年阮铭任台湾淡江大学客座教授,此后因经常发表极端激进的台独言论而获陈水扁赏识,2004年获聘“总统府国策顾问”。阮铭是台湾情报部门控制海外民运团体的主要干将,指使《北京之春》、“中国人权”等组织对著名民运领袖鲍戈展开诽谤、诋毁、围攻、封杀等活动,以使海外民运完全被台湾当局所掌控。阮铭是混乱年代中朝秦暮楚的政治投机者,善于迎奉拍马,构陷整人,且生活作风糜烂腐化。他混入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之后都有过火表演,因而被公认为“戏路广,适演角色多”,“红”角演得发紫,“蓝”角演得发青,“绿”角演得发黑。


(文章来源:互联网搜索)

2007年9月5日星期三

鲍戈、魏京生、王丹、吴弘达、阮铭----五个被骂得最多的或被捧得最多的民运人物

鲍戈、魏京生、王丹、吴弘达、阮铭
---- 五个被骂得最多的或被捧得最多的民运人物

● 鲍戈

鲍戈(Bao Ge),社会活动家,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和公民权利运动(维权运动)的主要发起人,1997年流亡美国,现任“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主席。

鲍戈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民间十分活跃的民主派活动家,他的许多言论和抗争行动曾引起国际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与许多“持不同政见者”不同,鲍戈主张“政治改革必须根据国情,获得大多数国民的认同和支持,不能照搬外国模式”。他还表示,在中国,法治应先于民主。没有严谨的立法和执法,就没有社会公正和安定。法律不仅用于规范社会和经济秩序,更应当用来规范国家的政治生活。鲍戈指出,“中国现阶段最基本的社会矛盾,是国家和人民不断寻求充分发展的需要,同特殊利益集团继续垄断国家和社会一切权利的努力之间的矛盾”。他强调,民主运动必须坚持公开性、合法性和人民性,要服从大多数群众的诉求以及国家的根本利益,坚决反对境外反华势力插手干扰。

鲍戈,男,1963年10月18日生于上海,曾在上海医科大学学习、工作。1980年代,鲍戈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公开反对政府向日本放弃战争赔偿,曾为此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和政治迫害。1988年11月,鲍戈与湖北的李固平、福建的林信舒、南京的侯占清及上海的夏经芳等人,成立了“中华全国对日索赔民事债权人同盟”。1989年“六四”之后,公安部门指控鲍戈曾参加过游行,对其进行长达二十个月的监禁审查。1991年2月28日,上海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对鲍戈宣判“免于刑事处分”,当庭释放。鲍戈和律师李国机在法庭上指出,所有指控都缺乏事实根据,而且两名证人的证言相互矛盾。

1992年是中日建交二十周年,日本天皇定于10月访华。8月15日,鲍戈、林信舒、沈继忠等人通过日本共同社发表了致日本政府、国会和明仁天皇的公开信,明确要求日皇访华时必须就侵华罪行正式道歉,日本舆论为之哗然,因为中国外交部并未提出此要求。9月18日,鲍戈和沈继忠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游行申请,要求批准他们在日皇访沪时,按规定的路线举行游行。这是中国颁布“游行示威法”以后的首例申请案。不料,警方却对两人采取拘捕行动。鲍戈奋力撞开警车边门,向围观的群众大喊:“只要我还活着,就决不允许任何人出卖国家的利益!”事后,政协委员铁牛等人曾就这一事件向市公安局提出质询,批评警方粗暴抓人。

10月23日,日皇明仁开始访华行程。大批警察包围了鲍戈的住所,严阵以待。鲍戈被迫向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宣布:自日皇踏上中国之时起,他开始绝食;如果日皇在离开中国之时仍未道歉,他便自焚。消息传开举世震惊,警方立即将他从家里带走,实行“监视居住”。与此同时,童增等人在北京也发表了一份数万人的签名信,要求日本赔偿和道歉。经过这场风波,长期遭受压制和打击的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终于浮出水面,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1993年3月,鲍戈发表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提出以全民公决的方式来解决对日索赔争议。鲍戈指出,1972年国务院未经人大同意,便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了战争赔偿,是违宪的。但是,由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又间接承认“中日联合声明”,所以,现在要推翻它,只有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鲍戈表示,政府对“公民公决” 大可不必谈虎色变。如果这一方式以后被用来解决其它一些重大争议,可以避免发生战乱以及类似“六四”那样的动荡和惨剧。

1994年3月,鲍戈代表李国涛、杨勤恒、林牧晨、杨周、王辅臣等54位上海市民,发表了题为《中国国家和社会民主化九四年政纲》的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要求将宪法中维护执政党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四项基本原则”去除。鲍戈告诉记者,他有意以征集签名的方式来推动一场“民主修宪运动”。这一事件再度引起政府部门高度紧张。3月至5月间,美国副国务卿沙特克、法国总理巴拉迪尔等西方国家领导人访华时,鲍戈都被警方强行从家中带走,据称是防止外国领导人与其见面。

6月3日深夜,鲍戈在家中入睡时突然遭到拘捕。之前,他刚刚向民政部寄出一封要求批准注册成立“人权呼声”组织的申请信。有记者曾问鲍戈在“六四”纪念日是否有所行动,他说不会,但作为一名基督教徒,象往年一样,将在教堂里为死难者默默祈祷。四个月后,鲍戈被判处劳动教养三年,罪名是“有煽动闹事、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鲍戈向行政法庭起诉劳教委员会,理由是《劳教决定书》没有指出他究竟有哪些具体的“煽动性言论”,“被煽动的对象”是谁,以及被“扰乱治安”的地点。鲍戈说:“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劳教决定书》才无法列举。”

1997年6月4日,鲍戈获释后立刻通过美联社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烈的声明。他说:“我决不会向强权和暴政所屈服而改变立场,因为我知道自己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我未来的政治活动生涯中,我将寻求以合法的方式,在中国创建一个新的政党----‘公民大会党’。”这条消息很快出现在世界许多报纸的显著版面,引起高层震动。

6月6日,鲍戈又在上海接受法新社采访,披露他所在的劳教所每天强迫犯人工作十几个小时,大批缝制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的指定用球。世界舆论为之哗然。

6月25日,鲍戈发表致香港特首董建华的公开信,欢迎香港回到祖国怀抱,同时,建议香港政府在7月1日主权移交仪式当天,不要对游行示威的人群采取镇压行动,以保持香港的开放形象,为内地树立民主典范。董建华办公室后来回函表示感谢。

7月11日,鲍戈发表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要求调查不久前发生在四川省绵阳市的大规模警民冲突流血事件,呼吁确保下岗工人的合法权益,并允许工人组建独立工会。8月中旬,公安部长陶驷驹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发言,认为绵阳工潮是“境内外敌对势力制造事端”,并点名鲍戈就是利用下岗失业职工问题制造事端的“敌人”,公开表示在必要时将对其采取行动。“国际特赦”等人权团体从媒体上获知这条消息时,都为鲍戈的安全担心,纷纷向中国有关部门询问情况。

8月15日,鲍戈和《新民晚报》主编冯英子致函民政部,要求批准成立“对日索赔全民公决倡导会”。鲍戈表示,民间的战争受害者向日本进行索赔,如果得不到自己政府的坚定支持,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他说:“为了打击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气焰,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现在将战争赔偿问题交付全民公决,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9月8日,美、俄、英、法、德、澳、加、日等国的国际广播电台纷纷报道鲍戈致中共“十五大”的公开信。鲍戈建议中央火化毛泽东遗体,以此表明破除个人迷信的决心,促进党内民主建设。该信还提出一系列政治改革的主张,包括开放党禁和报禁等。

10月30日,鲍戈在江泽民与克林顿会晤的第二天,获得赴美护照和签证。11月5日,鲍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寄出最后一封信之后,偕妹鲍缨启程赴美。法新社记者在上海虹桥机场采访鲍戈时,遭到上海警方拘留;而前一天晚上,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也在前往鲍戈住所途中遭到拘留。当鲍戈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时,受到上百名记者包围采访。鲍戈表示,在不久的将来,他将返回中国继续从事民主运动。记者问他得以出国是否与江泽民访美有关,他说是的,“可以这样认为”。

鲍戈到美国的第一年,经常以“人权呼声”驻美代表的身份发表各项声明。他曾为《北京之春》和 “民联阵-自民党”撰写过大量文稿,却拒绝加入海外民运团体,也从未向美国、台湾任何机构申请过经费,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和政治立场,这在流亡异见人士中是绝无仅有的。

1998年5月,鲍戈在香港发表《说六四,话民运》。这篇广为流传的文章,被认为对于数年后国内兴起的“维权运动”具有指导意义。鲍戈写道:“要在中国持久地组织民间运动而不夭折,首先必须恪守其活动的合法性,并且不直接提出尖锐的政治主张。等到长年累月地同社会各界包括同政府内部人士建立广泛联系,并且深孚民心之后,才逐步时进时退地提民主要求,并择时施压和适当妥协,如此方可奏效。”

他告诫海外民运人士:“此外还得忌做客厅英雄,清谈西方民主或唱反共革命高调。要知道现时国内的政治斗争其实质是利益冲突,而不再是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共产党不肯还政于民并非舍不得放弃共产主义,而是不甘心失去其特权;同样,近年来民众频频走上街头向政府示威,也不是呼吁政治多元化,而是要求保障其被中共恶吏任意剥夺的合法权利。因此,发起公民权利运动是民运从校园走向民间、从海外回归本土的唯一出路。民运人士应从‘六四’的余烬和‘领袖’的光环中走出来,尽快找到各自参与中国社会变革进程的实际切入点。”这番论述出自理性而务实的思索,令人耳目一新。

1998年6月,法国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的当天,鲍戈在澳门举行记者会,起诉大赛的足球供应商Adidas公司,对于他在中国劳教所中被强迫生产该公司产品时所遭受的苦难,正式要求赔偿。两星期后,另一名民运人士韩立法从上海市第一劳教所释放,也向记者诉说自己被强迫生产Adidas足球的经历,并揭露,遭警察殴打和虐待犯人的现象早已司空见惯。

1999年4月,鲍戈为香港《前哨》杂志所撰写的《一九九八年中国洪灾真相》,被《世纪中国》等许多网站转刊。由于这篇报告对于三峡工程及环境问题提供了大量有份量的论据,鲍戈因此经常受邀就中国的环保问题发表评论。同年9月纽约“中国绿色和平”成立,鲍戈担任理事。


鲍戈到了美国却拒绝参加海外民运团体,据分析,可能是不愿被卷入内斗频仍、背景复杂的无底深渊。海外民运长期受台湾情报机关操纵,至1994年,台湾“军情局”直接控制民运团体达17个,民运因此陷入反华叛国、协助台独的误区,从而失去了广大侨胞的支持。魏京生、吴弘达、阮铭、王希哲、“北京之春”、“学自联”之流反对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反对欧洲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反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反对北京主办奥运,要求日本加强美日军事联盟遏制中国崛起,鼓吹制裁中国和分裂中国,以及勾结台独、藏独、疆独、日本右翼、赖昌星、法轮功等,对于这一切,鲍戈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也因此遭到对手诋毁。他的爱国热忱被一些人说成是“投共”。

2001年7月13日,世界各大通讯社在发布北京获得奥运主办权的消息时,纷纷刊发了鲍戈寄往北京的祝贺信。鲍戈告诉记者:“虽然中国目前仍然是一党专政,人民没有组党、办报、创建独立工会及人权组织的自由,无权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法治徒有虚名,腐败现象相当普遍,社会公正机制尚未建立,但是,我并没有忽视这些年来祖国所发生的惊人变化和进步,同时为祖国取得的每一项建设成就而高兴。”鲍戈指出:“确有人从某些机构秘密领取经费,一直从事反对北京申奥、反对美中两国交流与合作、支持台独和藏独等活动,但包括我在内的更多的人则真诚希望祖国繁荣进步,稳步实现民主转型。我相信,北京主办奥运不仅可以带动经济发展,促进国力增强,而且也将迫使国家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统治方式,从而加快民主法制建设。”

2002年6月1日,《世界日报》发表了鲍戈致伍弗维茨的公开信,赞扬布什内阁成员首次表态反对台独。鲍戈写道:“长期以来美国对于台海两岸的政策多被曲解同情台独和为其撑腰,同时亦有人不断挑起中美两国之间的敌意,这使得美国在中国的形象变为负面,以致美国在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上的许多做法都被解读为‘反华’。中美愈对抗,愈助长中国政治保守势力抵御西方价值观,增大政治改革的阻力,也使台海两岸成为现代战争的策源地。”鲍戈指出,台独将毁灭台湾,而决不是“保卫台湾的民主”。他说:“台湾只有融入中国社会,它的民主成果才能够在全中国范围内产生影响,同时它的经济发展潜力也不会衰竭。”

同年6月4日,鲍戈宣布成立“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提出“外争国权,内争民权;反独促统,反腐促变”的十六字方针,公开与刘青、魏京生等人决裂。纽约《星岛日报》以《六四纪念首现“双胞胎”,“台独”分歧成决裂主因》为题报道了这一冲突。鲍戈表示,在海外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很难避免外部势力误导民运发展方向,比如台独、藏独团体以及美国的反华势力总想插手民运,让民运为其所用,而《北京之春》杂志社亦曾盗用民运的名义,与疆独组织签订合作协议,另外,魏京生等人跑李登辉跟前投其所好,声称山东也可以独立,对海外民运造成了负面影响。鲍戈说:“既然大家政见不一,不能合作,那就索性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阮铭闻讯立刻在《南方快报》上发表《中共黑手分裂海外民运》一文,诬蔑鲍戈是“中国政府黑手”。阮铭表示,“反独”就是“反台”。

8月10日,纽约侨团欢迎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主席王津平访美的会场里,回荡着鲍戈巨雷般的声音----“台独势力为了媚日求宠,竟感谢日本侵略中国、蹂躏台湾和签订《马关条约》,还公然诬蔑被日军强征的台湾‘慰安妇’都出于自愿。而不久前,台独势力又为了拉拢所谓的‘友邦’,竟然对‘友邦’的足球队搞‘妓女外交’,全然不顾台湾妇女的人权。台独势力对外不惜盗用台湾纳税人的血汗钱,秘密收买美国、日本的政客来对付祖国大陆,对内则对于主张和平统一的人士进行辱骂、诬陷和殴打,诬蔑他们是‘投共卖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还讲什么人权吗?”他大声疾呼:“台湾民众要坚决抵制台独势力肆意挥霍岛内资源搞军备,勾结外国进行以武拒统,最终导致岛毁人亡、生灵涂炭的惨剧发生。在关键时刻,台湾人民要勇敢地同台独势力进行搏斗,制止那些挑起战端的台独分子将财产转移国外,或逃往外国寻求庇护,要果断地对他们绳之以法,以绝后患,把两岸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2002年10月,鲍戈就中国驻美使馆不予办理其护照延期一事,向北京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稍后,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称,鲍戈因违反出入境法规定,“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活动”,外交部已依法注销其护照、出入境证件。对于外交部的这种说法,以及北京法院最后决定不予受理此案,鲍戈并未采取任何过激行动,表示“人民自有公断”,他有耐心等待法制建设走上轨道。


● 魏京生

魏京生(Wei Jing Sheng),1950年5月20日出生,祖籍安徽,曾是北京动物园电工。1979年因“向外国人出卖军事情报”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15年。1995年因“阴谋颠覆政府罪”以及宣称“西藏是一个国家”,又被判刑14年。由于魏京生一再自称在狱中病情严重,并遭受虐待和殴打,西方国家为此不断向中国施压,要求释放他。1997年11月,魏获准赴美“保外就医”。然而,美国医疗机构对他进行全身检查之后得出结论:魏京生身体健康,没有遭受过肉体上的虐待。魏出国后一直忙于四处募款,被“北京之春”等组织推举为“海外民运联席会议”主席。1998年12月魏京生到台北接受李登辉接见时,请求给予200万美元资助,并公开表示“山东也可以独立”。此后,魏京生不断在西方国家进行反华活动,要求美国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停止与中国一切商业往来,反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申办奥运,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华武器禁运。2000年5月,他在祝贺陈水扁上台的信函中表示感到“无与伦比的喜悦”。2006年9月魏京生在华盛顿与台独、藏独、疆独、蒙独等团体宣布成立“亚洲民主同盟”,声称“很多民族都想从中国独立出去”。不过,魏京生与许多知名的民运人物多有纠葛,1999年1月曾在美国国会爆发冲突,后来还遭到诽谤罪名起诉。当他在欧洲旅行时,西藏妇女平妮当众哭诉曾遭到魏的强奸。《华尔街日报》曾刊文指出魏京生“与整个世界对立”,因为他不仅到处说民运的代表人物都是“共产党特务”,还怀疑克林顿政府要暗杀他。数年前魏京生在美国马里兰州购置了豪华庄园,与女友黄慈萍一起享受“民运贵族”生活。


● 王丹

王丹(Wang Dan),1969年2月26日生于北京,祖籍山东,原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年级留级生,1989年因参与学潮,被公安部列入通缉名单,1991年被北京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4年,1996年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刑11年。其家属对外国机构宣称,王丹在狱中可能罹患脑瘤并导致失明,危及生命,而中国监狱毫无人道,不予妥善医治。为此,美国向中国不断施加压力,要求立即释放王丹。1998年4月王丹获准赴美“保外就医”,但是经美国医疗机构检查,发现王丹健康良好,无需治疗。此后,王丹担任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评论员和隶属台湾军情局的《北京之春》杂志社长。王丹经常在美国和台湾说,中国五年后将崩溃,或者两年后将陷于危机,然而这种情况始终没有出现。王丹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并支持陈水扁废除《国家统一纲领》,还向台湾民进党说“中国不敢犯台”。尽管王丹一再否认接受台湾资助,但是,陈水扁在台北检察机关侦办其贪腐案件的过程中,宣称曾给过王丹数十万美元。另据台湾《TVBS》周刊披露,王丹是男同性恋者,他在美国的学历也是假的。


● 吴弘达

吴弘达(Harry Hongda Wu),原籍江苏省无锡市,1937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小银行业主家庭。吴曾因盗窃、诱奸女学生等罪行,于1961年5月至1964年5月在北京清河农场和团河农场接受劳动教养处罚。1964年吴获释后被安排在山西县霍县就业,后来调到山西财经学院、武汉地质大学任教。1985年他从武汉赴美国探亲,并从此滞留美国,于1992年加入了美国国籍。

吴弘达为了卖身投靠美国的反华势力和台湾间谍机构,骗取他们的资助,竭力把自己乔装打扮成所谓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竟然四处吹嘘自己“因为反对中共而被判刑和关押十九年”。 为了配合其主子开展丑化中国形象的宣传攻势,1992年吴弘达在美国设立“中国劳改基金会”,专事宣扬中国出口劳改产品和出售死刑犯器官。

1994年4月,吴弘达与一名英国女记者潜入成都市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十五手术室,偷拍胸外科体外循环心内直视二尖瓣膜换手术,然后制作成所谓的劳改专题片,这些镜头在国外播放时竟然配上旁白称是“移植死刑犯肾脏器官”,还将他们另外拍摄的一些农民墓地的镜头,移花接木地作了插播,谎称是“死刑犯的坟地”。

1995年6月,吴弘达企图从中哈边界的霍尔果斯口岸再度潜入中国境内时,被边防人员抓获,同年8月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判刑15年,稍后宣布驱逐出境。值得一提的是,在被司法机关羁押调查的短短两个月内,虽然办案人员没有对吴弘达进行刑讯逼供,其待遇远比其他在押犯优越,而且中方允许美国大使馆人员前往探望吴弘达,然而吴弘达却不顾“斗士”的脸面,痛苦流涕地悔罪认错,竹筒倒豆子一般交待罪行,并承认他提供给外国电视广播公司的所谓“中国劳改产品”,其实都是从乌鲁木齐普通农贸市场上买来的手工产品,并非来自中国监狱。

吴弘达的“中国劳改基金会”每年都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获得近百万美元的资助,其本人也曾一度被反华势力提名竞逐诺贝尔和平奖,台湾与美国的间谍机构也专门为其调配人员和提供经费,使他俨然成为“海外民运”的头面人物。一堆臭狗屎竟被当作香馍馍,可谓美国最荒诞的反华闹剧。


● 阮铭

阮铭(Ruan Ming),1931年7月3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金山县,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至1967年在中共宣传部担任调查研究室主任和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等职,这期间以“极左”面目出现,残酷迫害知识分子。“文革”结束后被调往中央党校任理论部副主任。1983年中央清查“文革”遗案,阮铭因“三种人”问题(打、砸、抢)被开除党籍。1988年阮铭赴美不归,卖身投靠台湾间谍组织。1997年阮铭任台湾淡江大学客座教授,此后因经常发表极端激进的台独言论而获陈水扁赏识,2004年获聘“总统府国策顾问”。阮铭是台湾情报部门控制海外民运团体的主要干将,指使《北京之春》、“中国人权”等组织对著名民运领袖鲍戈展开诽谤、诋毁、围攻、封杀等活动,以使海外民运完全被台湾当局所掌控。阮铭是混乱年代中朝秦暮楚的政治投机者,善于迎奉拍马,构陷整人,且生活作风糜烂腐化。他混入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之后都有过火表演,因而被公认为“戏路广,适演角色多”,“红”角演得发紫,“蓝”角演得发青,“绿”角演得发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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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4日星期二

鲍戈



鲍戈(Bao Ge),社会活动家,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和公民权利运动(维权运动)的主要发起人,1997年流亡美国,现任“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主席。

鲍戈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民间十分活跃的民主派活动家,他的许多言论和抗争行动曾引起国际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与许多“持不同政见者”不同,鲍戈主张“政治改革必须根据国情,获得大多数国民的认同和支持,不能照搬外国模式”。他还表示,在中国,法治应先于民主。没有严谨的立法和执法,就没有社会公正和安定。法律不仅用于规范社会和经济秩序,更应当用来规范国家的政治生活。鲍戈指出,“中国现阶段最基本的社会矛盾,是国家和人民不断寻求充分发展的需要,同特殊利益集团继续垄断国家和社会一切权利的努力之间的矛盾”。他强调,民主运动必须坚持公开性、合法性和人民性,要服从大多数群众的诉求以及国家的根本利益,坚决反对境外反华势力插手干扰。

鲍戈,男,1963年10月18日生于上海,曾在上海医科大学学习、工作。1980年代,鲍戈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公开反对政府向日本放弃战争赔偿,曾为此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和政治迫害。1988年11月,鲍戈与湖北的李固平、福建的林信舒、南京的侯占清及上海的夏经芳等人,成立了“中华全国对日索赔民事债权人同盟”。1989年“六四”之后,公安部门指控鲍戈曾参加过游行,对其进行长达二十个月的监禁审查。1991年2月28日,上海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对鲍戈宣判“免于刑事处分”,当庭释放。鲍戈和律师李国机在法庭上指出,所有指控都缺乏事实根据,而且两名证人的证言相互矛盾。

1992年是中日建交二十周年,日本天皇定于10月访华。8月15日,鲍戈、林信舒、沈继忠等人通过日本共同社发表了致日本政府、国会和明仁天皇的公开信,明确要求日皇访华时必须就侵华罪行正式道歉,日本舆论为之哗然,因为中国外交部并未提出此要求。9月18日,鲍戈和沈继忠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游行申请,要求批准他们在日皇访沪时,按规定的路线举行游行。这是中国颁布“游行示威法”以后的首例申请案。不料,警方却对两人采取拘捕行动。鲍戈奋力撞开警车边门,向围观的群众大喊:“只要我还活着,就决不允许任何人出卖国家的利益!”事后,政协委员铁牛等人曾就这一事件向市公安局提出质询,批评警方粗暴抓人。

10月23日,日皇明仁开始访华行程。大批警察包围了鲍戈的住所,严阵以待。鲍戈被迫向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宣布:自日皇踏上中国之时起,他开始绝食;如果日皇在离开中国之时仍未道歉,他便自焚。消息传开举世震惊,警方立即将他从家里带走,实行“监视居住”。与此同时,童增等人在北京也发表了一份数万人的签名信,要求日本赔偿和道歉。经过这场风波,长期遭受压制和打击的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终于浮出水面,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1993年3月,鲍戈发表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提出以全民公决的方式来解决对日索赔争议。鲍戈指出,1972年国务院未经人大同意,便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了战争赔偿,是违宪的。但是,由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又间接承认“中日联合声明”,所以,现在要推翻它,只有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鲍戈表示,政府对“公民公决” 大可不必谈虎色变。如果这一方式以后被用来解决其它一些重大争议,可以避免发生战乱以及类似“六四”那样的动荡和惨剧。

1994年3月,鲍戈代表李国涛、杨勤恒、林牧晨、杨周、王辅臣等54位上海市民,发表了题为《中国国家和社会民主化九四年政纲》的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要求将宪法中维护执政党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四项基本原则”去除。鲍戈告诉记者,他有意以征集签名的方式来推动一场“民主修宪运动”。这一事件再度引起政府部门高度紧张。3月至5月间,美国副国务卿沙特克、法国总理巴拉迪尔等西方国家领导人访华时,鲍戈都被警方强行从家中带走,据称是防止外国领导人与其见面。

6月3日深夜,鲍戈在家中入睡时突然遭到拘捕。之前,他刚刚向民政部寄出一封要求批准注册成立“人权呼声”组织的申请信。有记者曾问鲍戈在“六四”纪念日是否有所行动,他说不会,但作为一名基督教徒,象往年一样,将在教堂里为死难者默默祈祷。四个月后,鲍戈被判处劳动教养三年,罪名是“有煽动闹事、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鲍戈向行政法庭起诉劳教委员会,理由是《劳教决定书》没有指出他究竟有哪些具体的“煽动性言论”,“被煽动的对象”是谁,以及被“扰乱治安”的地点。鲍戈说:“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劳教决定书》才无法列举。”

1997年6月4日,鲍戈获释后立刻通过美联社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烈的声明。他说:“我决不会向强权和暴政所屈服而改变立场,因为我知道自己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我未来的政治活动生涯中,我将寻求以合法的方式,在中国创建一个新的政党----‘公民大会党’。”这条消息很快出现在世界许多报纸的显著版面,引起高层震动。

6月6日,鲍戈又在上海接受法新社采访,披露他所在的劳教所每天强迫犯人工作十几个小时,大批缝制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的指定用球。世界舆论为之哗然。

6月25日,鲍戈发表致香港特首董建华的公开信,欢迎香港回到祖国怀抱,同时,建议香港政府在7月1日主权移交仪式当天,不要对游行示威的人群采取镇压行动,以保持香港的开放形象,为内地树立民主典范。董建华办公室后来回函表示感谢。

7月11日,鲍戈发表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要求调查不久前发生在四川省绵阳市的大规模警民冲突流血事件,呼吁确保下岗工人的合法权益,并允许工人组建独立工会。8月中旬,公安部长陶驷驹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发言,认为绵阳工潮是“境内外敌对势力制造事端”,并点名鲍戈就是利用下岗失业职工问题制造事端的“敌人”,公开表示在必要时将对其采取行动。“国际特赦”等人权团体从媒体上获知这条消息时,都为鲍戈的安全担心,纷纷向中国有关部门询问情况。

8月15日,鲍戈和《新民晚报》主编冯英子致函民政部,要求批准成立“对日索赔全民公决倡导会”。鲍戈表示,民间的战争受害者向日本进行索赔,如果得不到自己政府的坚定支持,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他说:“为了打击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气焰,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现在将战争赔偿问题交付全民公决,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9月8日,美、俄、英、法、德、澳、加、日等国的国际广播电台纷纷报道鲍戈致中共“十五大”的公开信。鲍戈建议中央火化毛泽东遗体,以此表明破除个人迷信的决心,促进党内民主建设。该信还提出一系列政治改革的主张,包括开放党禁和报禁等。

10月30日,鲍戈在江泽民与克林顿会晤的第二天,获得赴美护照和签证。11月5日,鲍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寄出最后一封信之后,偕妹鲍缨启程赴美。法新社记者在上海虹桥机场采访鲍戈时,遭到上海警方拘留;而前一天晚上,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也在前往鲍戈住所途中遭到拘留。当鲍戈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时,受到上百名记者包围采访。鲍戈表示,在不久的将来,他将返回中国继续从事民主运动。记者问他得以出国是否与江泽民访美有关,他说是的,“可以这样认为”。

鲍戈到美国的第一年,经常以“人权呼声”驻美代表的身份发表各项声明。他曾为《北京之春》和 “民联阵-自民党”撰写过大量文稿,却拒绝加入海外民运团体,也从未向美国、台湾任何机构申请过经费,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和政治立场,这在流亡异见人士中是绝无仅有的。

1998年5月,鲍戈在香港发表《说六四,话民运》。这篇广为流传的文章,被认为对于数年后国内兴起的“维权运动”具有指导意义。鲍戈写道:“要在中国持久地组织民间运动而不夭折,首先必须恪守其活动的合法性,并且不直接提出尖锐的政治主张。等到长年累月地同社会各界包括同政府内部人士建立广泛联系,并且深孚民心之后,才逐步时进时退地提民主要求,并择时施压和适当妥协,如此方可奏效。”

他告诫海外民运人士:“此外还得忌做客厅英雄,清谈西方民主或唱反共革命高调。要知道现时国内的政治斗争其实质是利益冲突,而不再是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共产党不肯还政于民并非舍不得放弃共产主义,而是不甘心失去其特权;同样,近年来民众频频走上街头向政府示威,也不是呼吁政治多元化,而是要求保障其被中共恶吏任意剥夺的合法权利。因此,发起公民权利运动是民运从校园走向民间、从海外回归本土的唯一出路。民运人士应从‘六四’的余烬和‘领袖’的光环中走出来,尽快找到各自参与中国社会变革进程的实际切入点。”这番论述出自理性而务实的思索,令人耳目一新。

1998年6月,法国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的当天,鲍戈在澳门举行记者会,起诉大赛的足球供应商Adidas公司,对于他在中国劳教所中被强迫生产该公司产品时所遭受的苦难,正式要求赔偿。两星期后,另一名民运人士韩立法从上海市第一劳教所释放,也向记者诉说自己被强迫生产Adidas足球的经历,并揭露,遭警察殴打和虐待犯人的现象早已司空见惯。

1999年4月,鲍戈为香港《前哨》杂志所撰写的《一九九八年中国洪灾真相》,被《世纪中国》等许多网站转刊。由于这篇报告对于三峡工程及环境问题提供了大量有份量的论据,鲍戈因此经常受邀就中国的环保问题发表评论。同年9月纽约“中国绿色和平”成立,鲍戈担任理事。
鲍戈到了美国却拒绝参加海外民运团体,据分析,可能是不愿被卷入内斗频仍、背景复杂的无底深渊。海外民运长期受台湾情报机关操纵,至1994年,台湾“军情局”直接控制民运团体达17个,民运因此陷入反华叛国、协助台独的误区,从而失去了广大侨胞的支持。魏京生、吴弘达、阮铭、王希哲、“北京之春”、“学自联”之流反对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反对欧洲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反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反对北京主办奥运,要求日本加强美日军事联盟遏制中国崛起,鼓吹制裁中国和分裂中国,以及勾结台独、藏独、疆独、日本右翼、赖昌星、法轮功等,对于这一切,鲍戈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也因此遭到对手诋毁。他的爱国热忱被一些人说成是“投共”。

2001年7月13日,世界各大通讯社在发布北京获得奥运主办权的消息时,纷纷刊发了鲍戈寄往北京的祝贺信。鲍戈告诉记者:“虽然中国目前仍然是一党专政,人民没有组党、办报、创建独立工会及人权组织的自由,无权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法治徒有虚名,腐败现象相当普遍,社会公正机制尚未建立,但是,我并没有忽视这些年来祖国所发生的惊人变化和进步,同时为祖国取得的每一项建设成就而高兴。”鲍戈指出:“确有人从某些机构秘密领取经费,一直从事反对北京申奥、反对美中两国交流与合作、支持台独和藏独等活动,但包括我在内的更多的人则真诚希望祖国繁荣进步,稳步实现民主转型。我相信,北京主办奥运不仅可以带动经济发展,促进国力增强,而且也将迫使国家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统治方式,从而加快民主法制建设。”

2002年6月1日,《世界日报》发表了鲍戈致伍弗维茨的公开信,赞扬布什内阁成员首次表态反对台独。鲍戈写道:“长期以来美国对于台海两岸的政策多被曲解同情台独和为其撑腰,同时亦有人不断挑起中美两国之间的敌意,这使得美国在中国的形象变为负面,以致美国在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上的许多做法都被解读为‘反华’。中美愈对抗,愈助长中国政治保守势力抵御西方价值观,增大政治改革的阻力,也使台海两岸成为现代战争的策源地。”鲍戈指出,台独将毁灭台湾,而决不是“保卫台湾的民主”。他说:“台湾只有融入中国社会,它的民主成果才能够在全中国范围内产生影响,同时它的经济发展潜力也不会衰竭。”

同年6月4日,鲍戈宣布成立“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提出“外争国权,内争民权;反独促统,反腐促变”的十六字方针,公开与刘青、魏京生等人决裂。纽约《星岛日报》以《六四纪念首现“双胞胎”,“台独”分歧成决裂主因》为题报道了这一冲突。鲍戈表示,在海外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很难避免外部势力误导民运发展方向,比如台独、藏独团体以及美国的反华势力总想插手民运,让民运为其所用,而《北京之春》杂志社亦曾盗用民运的名义,与疆独组织签订合作协议,另外,魏京生等人跑李登辉跟前投其所好,声称山东也可以独立,对海外民运造成了负面影响。鲍戈说:“既然大家政见不一,不能合作,那就索性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阮铭闻讯立刻在《南方快报》上发表《中共黑手分裂海外民运》一文,诬蔑鲍戈是“中国政府黑手”。阮铭表示,“反独”就是“反台”。

8月10日,纽约侨团欢迎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主席王津平访美的会场里,回荡着鲍戈巨雷般的声音----“台独势力为了媚日求宠,竟感谢日本侵略中国、蹂躏台湾和签订《马关条约》,还公然诬蔑被日军强征的台湾‘慰安妇’都出于自愿。而不久前,台独势力又为了拉拢所谓的‘友邦’,竟然对‘友邦’的足球队搞‘妓女外交’,全然不顾台湾妇女的人权。台独势力对外不惜盗用台湾纳税人的血汗钱,秘密收买美国、日本的政客来对付祖国大陆,对内则对于主张和平统一的人士进行辱骂、诬陷和殴打,诬蔑他们是‘投共卖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还讲什么人权吗?”他大声疾呼:“台湾民众要坚决抵制台独势力肆意挥霍岛内资源搞军备,勾结外国进行以武拒统,最终导致岛毁人亡、生灵涂炭的惨剧发生。在关键时刻,台湾人民要勇敢地同台独势力进行搏斗,制止那些挑起战端的台独分子将财产转移国外,或逃往外国寻求庇护,要果断地对他们绳之以法,以绝后患,把两岸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2002年10月,鲍戈就中国驻美使馆不予办理其护照延期一事,向北京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稍后,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称,鲍戈因违反出入境法规定,“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活动”,外交部已依法注销其护照、出入境证件。对于外交部的这种说法,以及北京法院最后决定不予受理此案,鲍戈并未采取任何过激行动,表示“人民自有公断”,他有耐心等待法制建设走上轨道。



(文章来源:“东西南北”、“海纳百川”等网站及互联网搜索)

王丹


王丹 (Wang Dan) ,1969年2月26日生于北京,祖籍山东,原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年级留级生,1989年因参与学潮,被公安部列入通缉名单,1991年被北京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4年,1996年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刑11年。其家属对外国机构宣称,王丹在狱中可能罹患脑瘤并导致失明,危及生命,而中国监狱毫无人道,不予妥善医治。为此,美国向中国不断施加压力,要求立即释放王丹。1998年4月王丹获准赴美“保外就医”,但是经美国医疗机构检查,发现王丹健康良好,无需治疗。此后,王丹担任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评论员和隶属台湾军情局的《北京之春》杂志社长。王丹经常在美国和台湾说,中国五年后将崩溃,或者两年后将陷于危机,然而这种情况始终没有出现。王丹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并支持陈水扁废除《国家统一纲领》,还向台湾民进党说“中国不敢犯台”。尽管王丹一再否认接受台湾资助,但是,陈水扁在台北检察机关侦办其贪腐案件的过程中,宣称曾给过王丹数十万美元。另据台湾《TVBS》周刊披露,王丹是男同性恋者,他在美国的学历也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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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



魏京生(Wei Jing Sheng),1950年5月20日出生,祖籍安徽,曾是北京动物园电工。1979年因“向外国人出卖军事情报”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15年。1995年因“阴谋颠覆政府罪”以及宣称“西藏是一个国家”,又被判刑14年。由于魏京生一再自称在狱中病情严重,并遭受虐待和殴打,西方国家为此不断向中国施压,要求释放他。1997年11月,魏获准赴美“保外就医”。然而,美国医疗机构对他进行全身检查之后得出结论:魏京生身体健康,没有遭受过肉体上的虐待。魏出国后一直忙于四处募款,被“北京之春”等组织推举为“海外民运联席会议”主席。1998年12月魏京生到台北接受李登辉接见时,请求给予200万美元资助,并公开表示“山东也可以独立”。此后,魏京生不断在西方国家进行反华活动,要求美国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停止与中国一切商业往来,反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申办奥运,呼吁欧盟不要解除对华武器禁运。2000年5月,他在祝贺陈水扁上台的信函中表示感到“无与伦比的喜悦”。2006年9月魏京生在华盛顿与台独、藏独、疆独、蒙独等团体宣布成立“亚洲民主同盟”,声称“很多民族都想从中国独立出去”。不过,魏京生与许多知名的民运人物多有纠葛,1999年1月曾在美国国会爆发冲突,后来还遭到诽谤罪名起诉。当他在欧洲旅行时,西藏妇女平妮当众哭诉曾遭到魏的强奸。《华尔街日报》曾刊文指出魏京生“与整个世界对立”,因为他不仅到处说民运的代表人物都是“共产党特务”,还怀疑克林顿政府要暗杀他。数年前魏京生在美国马里兰州购置了豪华庄园,与女友黄慈萍一起享受“民运贵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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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弘达



吴弘达(Harry Hongda Wu),原籍江苏省无锡市,1937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小银行业主家庭。吴曾因盗窃、诱奸女学生等罪行,于1961年5月至1964年5月在北京清河农场和团河农场接受劳动教养处罚。1964年吴获释后被安排在山西县霍县就业,后来调到山西财经学院、武汉地质大学任教。1985年他从武汉赴美国探亲,并从此滞留美国,于1992年加入了美国国籍。

吴弘达为了卖身投靠美国的反华势力和台湾间谍机构,骗取他们的资助,竭力把自己乔装打扮成所谓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竟然四处吹嘘自己“因为反对中共而被判刑和关押十九年”。 为了配合其主子开展丑化中国形象的宣传攻势,1992年吴弘达在美国设立“中国劳改基金会”,专事宣扬中国出口劳改产品和出售死刑犯器官。

1994年4月,吴弘达与一名英国女记者潜入成都市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十五手术室,偷拍胸外科体外循环心内直视二尖瓣膜换手术,然后制作成所谓的劳改专题片,这些镜头在国外播放时竟然配上旁白称是“移植死刑犯肾脏器官”,还将他们另外拍摄的一些农民墓地的镜头,移花接木地作了插播,谎称是“死刑犯的坟地”。

1995年6月,吴弘达企图从中哈边界的霍尔果斯口岸再度潜入中国境内时,被边防人员抓获,同年8月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间谍罪判刑15年,稍后宣布驱逐出境。值得一提的是,在被司法机关羁押调查的短短两个月内,虽然办案人员没有对吴弘达进行刑讯逼供,其待遇远比其他在押犯优越,而且中方允许美国大使馆人员前往探望吴弘达,然而吴弘达却不顾“斗士”的脸面,痛苦流涕地悔罪认错,竹筒倒豆子一般交待罪行,并承认他提供给外国电视广播公司的所谓“中国劳改产品”,其实都是从乌鲁木齐普通农贸市场上买来的手工产品,并非来自中国监狱。

吴弘达的“中国劳改基金会”每年都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获得近百万美元的资助,其本人也曾一度被反华势力提名竞逐诺贝尔和平奖,台湾与美国的间谍机构也专门为其调配人员和提供经费,使他俨然成为“海外民运”的头面人物。一堆臭狗屎竟被当作香馍馍,可谓美国最荒诞的反华闹剧。


(文章来源:“东西南北”、“海纳百川”等网站及互联网搜索)

阮铭


阮铭(Ruan Ming),1931年7月3日出生于上海,祖籍江苏金山县,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至1967年在中共宣传部担任调查研究室主任和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等职,这期间以“极左”面目出现,残酷迫害知识分子。“文革”结束后被调往中央党校任理论部副主任。1983年中央清查“文革”遗案,阮铭因“三种人”问题(打、砸、抢)被开除党籍。1988年阮铭赴美不归,卖身投靠台湾间谍组织。1997年阮铭任台湾淡江大学客座教授,此后因经常发表极端激进的台独言论而获陈水扁赏识,2004年获聘“总统府国策顾问”。阮铭是台湾情报部门控制海外民运团体的主要干将,指使《北京之春》、“中国人权”等组织对著名民运领袖鲍戈展开诽谤、诋毁、围攻、封杀等活动,以使海外民运完全被台湾当局所掌控。阮铭是混乱年代中朝秦暮楚的政治投机者,善于迎奉拍马,构陷整人,且生活作风糜烂腐化。他混入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之后都有过火表演,因而被公认为“戏路广,适演角色多”,“红”角演得发紫,“蓝”角演得发青,“绿”角演得发黑。
(文章来源:“东西南北”、“海纳百川”等网站及互联网搜索)

台湾政府与海外民运团体的合作内幕 (2002-9-26)

王丹(左)长期从台湾当局秘密领取巨额经费,自称给了“北春”
等组织,但所有的民运团体都表示没有见过这些钱。


台湾与“民运”的合作内幕与“海外民运”的业绩总结


台湾出版的《自由时报》9月23日出人意外地掀开了关于“国安局”出资两亿多新台币设立的《北京之春》杂志社,在“支持民运”的名义下每年搜集情报二百五十件的内幕。报道说,《北京之春》杂志社目前的“社长”一职由“民运人士”王丹担任。据台湾前“立法委员”钱达介绍,自1982年起,台湾国民党提供给“海外民运”机关刊物《中国之春》的经费主要是通过台湾政府中的情治单位拨出的,并不在“行政院”的行政开支预算之内。民进党上台执政以后,为了使“海外民运”的活动更符合台湾新政府的意图,决定将资助方式由以前的“定额补助”改为“逐案审查”。对此,“陆委会”副主委陈明通解释道,这样做的目的是“钱要花在刀口上”。这则新闻很快被海外各中文媒体转载,成为2002年“海外民运”最引人关注的话题。

长期以来指责“民运组织”为台湾情治机构工作的批评之声不断,但《北京之春》等“民运组织”均予以否认和驳斥,还谴责这是“共特造谣”。此次台湾《自由时报》的曝光报道,无异于打了《北京之春》的一记耳光。一向自称“海外最大的民运杂志”的《北京之春》曾因代表“海外民运”与设在土耳其的“疆独”基地组织签订“合作协议”,以及刊登广告公开为北约战机炸毁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之举进行狡辩,而在美国的其它“民运组织”以及华人社区中招致非议,被斥为“台谍机构”和“败类”。其实,《北京之春》隶属于台湾情治系统还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民联”、“民阵”、“民联阵”、“自民党”、“中国人权”、“联席会议”、“中国之音”、“联总之声”、“天安门一代”、“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大纪元》、《议报》、《新世纪》、“汉藏协会”、“学自联”等组织又何尝脱离干系?尽管《北京之春》的“经理”薛伟抱怨台湾给钱的数目越来越少,声称该社目前的处境是“在工作人员领取失业救济金的情况下勉强维持”,然而,实际上他本人则早已从长年经手不受监督的秘密经费中获益,在美国拥有几处房产。早先另一名主管《中国之春》秘密经费的“民运人士”徐邦泰,以及曾任“民阵”主席的万润南,也一度被人指责“私吞大笔公款”。

向往民主自由的人们一直感到困惑,王丹等“民运人士”到了海外之后,何以自甘沦为台湾一些反华、分裂势力的工具?在由台湾或外国机构资助的几家网站、报刊、电台上,几位自诩为“民运主流”的评论员先后充当着台湾李登辉、陈水扁两朝雇主的喉舌。他们往往一稿数投,相互因袭,唱着同一个调,论点大致与台湾“陆委会”各个时期的对外发言基调亦步亦趋。虽然这些“民运人士”常常说,“只要能搞民运,不必理会钱从哪里来”,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既然从间谍机构领取工资,就得完成情报任务,正如拿了“远华案”赖昌星的钱,就得为其上庭辩护和出书立传。反华、分裂势力之所以要“民运人士”出面活动,无非是要在遏制、肢解中国的“战略”中打出一面漂亮的“民主人权”的旗号。众所周知,“台独教父”李登辉就是以“大陆不民主,两岸不统一”作幌子,要实现他的中国“七块论”。1998年12月“民运人士”魏京生到台湾受李登辉接见,为了获得二百万美元的资助,竟声称“山东也可以独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虽然台湾没有按魏京生要的数目给钱,但是让《北京之春》牵头为他搞了一个“民运联席会议”,授予“主席”虚衔,在满足其虚荣心的同时,调高他的反华音量。

面对台湾媒体突如其来的曝光,《北京之春》“社长”王丹透过“多维新闻社”作了一番不能自圆其说的辩解。这个同性恋者称,只要自己当一天“社长”,《北京之春》就不会接受情报机构提供的经费,也不会接受任何有特定政治条件的捐款,而要去向那些“正当的基金会”(例如“美国民主基金会”)申请经费。其实,《北京之春》的“编辑委员会”成员都由台湾“国安局”定案,王丹的人事调动也得经过“国安局”。既然该杂志迄今名义上仍是“中国民联”的机关刊物,王丹不是“民联”成员,“社长”一职显然并非通过“民联”产生,况且直至《自由时报》的报道出来之前,“民运团体”对“社长”易人一事均未知情。这个连美国任何一所普通大学的入学考试都无法通过的王丹,虽然早在北京大学读一年级时就因学习成绩太差而差点留级,通过关系而“转系”,但在辍学入狱十年之后,却以“民运人士”身份破格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博士,据报道他在哈佛入学的将近二十万美元的费用悉由台湾提供,而且还以“研究八十年代以后的台湾社会”为名经常呆在台北,因此,他实际上并不可能多涉足《北京之春》的编辑事务。《北京之春》的“总编辑”胡平也在对“多维社”说,《北京之春》与台湾方面“合作关系单纯,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不会有“惊人内幕”公布之举。然而钱达等人9月21日已向《自由时报》驻美特派员曹郁芬公开表示,“一旦台湾政府不再补助时,相关人士届时不排除会揭露台湾政府与民运组织之间的‘特殊合作’内幕”。这种口吻无异于“要挟”。尽管《北京之春》经理薛伟也口口声声说,“我们不会因为台湾不给钱了,就搞对抗”,试想,倘若他们真的那么顺服,守口如瓶,岂会把事情闹得在媒体上沸沸扬扬吗?由此看来,王丹接任“社长”的另一项收获就是,日后他也完全可以因为知悉机密而获得要挟主子的筹码了。

当然,为台湾收集情报并非“海外民运”的主业和所长,因而据钱达透露,台湾“国安局”为此作了通融,决定“由自己内部来帮助消化处理”给《北京之春》等机构限定的情报件数。按常理,台湾要“海外民运”做的正事主要还在舆论方面,即抨击大陆,为台湾助阵。透过弥漫于“海外民运”之间的越来越浓烈的“国家虚无主义”论调,令人明显感受到台湾方面对于“主权定位”问题的越来越深重的忧虑。随着台湾由国民党政权过渡到民进党政权,“海外民运”的舆论主调也由“逢共(共党)必反”演绎成“逢中(大陆)必反”。归纳起来,就是在一波接一波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批判过程中,要逐渐淡化大陆民众的“国家意识”、“民族情结”;同时,在“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依托下,否定大陆对台湾拥有主权。台北当局一说“台湾不是港澳,不接受一国两制”,“海外民运”便立刻抨击香港、澳门“没有人权”,今非昔比;台北当局否认“一中”和“九二共识”,“海外民运”便以联合国的成员国两韩、两德为例,来比照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声称两岸即便要实现统一,也得按“联邦”或“邦联”的模式,采用“中华两国”。近两年,“海外民运”随着幕后的指挥棒“闻鸡起舞”,批判“民族主义”的方式日渐呈现激进化的趋势,甚而出现项小吉、北明、远志明等人分别为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日军南京大屠杀进行辩护的耸人听闻之语。如果说“海外民运”过去以“迫使中国改进人权”为由而反对大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反对北京举办奥运会、反对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以及反对中共领导人出访等等,还有一些道理的话,那么,如今斥责大陆网民为“爱国贼”,给“东土尔其斯坦独立运动”贴上“民运”的标签,把“远华案”主犯赖昌星说成是和刘少奇、“四人帮”一样的“政治犯”,是所谓“创造了经济奇迹”的“英雄”,以及刘晓波等人一度撰文称“一百年殖民地不够,三百年才好”,等等,则完全是谬论,导致“海外民运”从此失去了听众。不过,王希哲却还公开“告诫”王丹、王军涛说“不要怕孤立”,不必理会华人的看法,言外之意是“民运”应继续保持周舵所形容的那种“自唱自弹”状态,“只要台湾听得顺耳就行”。

定居美国纽约的台湾民进党元老洪哲胜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台湾之所以应该支持“大陆民运”,就是要“让大陆忙不过来”,大陆一乱,台湾就有机会实现独立了。其实,洪哲胜也明白,其所谓“支持民运”的结果,只是让几位所谓“主流派”的“民运人士”获取金钱资助或其它方面的一些名利而已,然而却以“海外民运”的整体声誉受损及内部分裂为惨痛代价的。当然,那种“主流”与“非主流”之分,系由台湾“操盘”而定,凡是能在他们掌控的会议中应邀主讲,或者在他们资助的刊物上发表文章,便是“主流”。因“资源”有限,故“规矩”颇严,绝对排斥异己。“主流派”里的“大角色”协助台湾外交或推动反华声浪,“小角色”则帮腔诋毁、讨伐一下“海外民运”内部的异己派系,也算表明了自己“立场可靠”。虽然“主流派”一再强调“民运”应当团结包括“台独”、“藏独”、“疆独”、“蒙独”、“法轮功”、“中功”以及赖昌星等在内的“一切反共力量”,但是,凡说这些话的人却往往正是内斗起来最凶很的“要角”,非把对方打成“中共特务”才罢休,斗来杀去,将“海外民运”折腾得山头林立。为了争夺“资源”,“主流派”内部也时有发生相互贬低、拆台的闹剧,例如刘青和萧强容不得卢四清、吴弘达及李洪宽等人在主流美国媒体上越来越多的声音,频频向某些“基金会”递送中伤他们的材料;王希哲、薛明德等为了发言资格被夺,而跑到美国国会与魏京生、刘青等高声对骂,推搡冲撞;王丹的“天安门一代”会议的排斥性也颇强,竟然叫来警察,对原“北高联”主席周勇军、“外高联”主席连胜德等人实行“清场”;此外,薛伟、胡平等也曾为了不让秘密经费的控制权旁落,而与徐邦泰、伍凡等闹上法庭,最后导致《北京之春》与《中国之春》分裂;而徐邦泰、伍凡、汪岷等人随后又因为不愿把《中国之春》交给王策、林樵清、王涵万接管,促使“民联阵”与“民联阵--自民党”二度分裂,等等。对于这些现象,就连台湾“陆委会”的官员们也颇为费解,为何台湾的慷慨“支持”,非但未见使“海外民运”壮大,还反而使华人离“民运”越来越远?最后他们只好埋怨“大陆共产党教育出的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了。“民运人士”中的确有为数不少者是大陆“文革”、“反右”运动中的“极左派”和“打砸抢分子”出身的(如魏京生、阮铭、王希哲、方圆等),缺乏民主素养,但作为“民主台湾”的当今执政者,岂不也是在台湾的现实政治斗争中,给在野党领袖们扣上了一顶“联共反台”或“投共卖台”的大“帽子”吗?挂在口头上的“民主”并不可靠。

虽然《大参考》以“台湾媒体披露:政府给大陆海外民运刊物《北京之春》断了奶”为标题向“民运团体”通报了这一令人不悦的消息,但是,“海外民运”也没有必要担心台湾或美国会真正对他们“断奶”,毕竟他们的利用价值仍然客观存在,毋需再以“无与轮比的喜悦”之类让人肉麻的词汇来欢呼台湾新主,或联篇累牍地颂唱“台湾经验”了。其实,在“统独问题”上,大多数“民运人士”内心都很矛盾,以往他们多以“维持现状”来搪塞,但自从陈水扁入主台北“总统府”以来,原先不敢苟同“台独”的,现在也站出来为“一边一国论”打气;原先附庸“一中各表”的,现在也改口“坚拒一中”。这算是投机迎合呢,还是政治觉悟提高了呢?这些年来“主流派”的“民运人士”在《北京之春》等机构的安排下,每年都跑不少地方,从台北、泰国到美国、欧洲、澳洲,从“疆独”的大本营土尔其到“西藏流亡政府”的印度所在地达兰萨拉,每回都不必自己掏钱。同时,一些有反华背景的“基金会”还给他们颁发了奖状或津贴。没文化的照样在美国著名学府获聘“访问学者”,拿学位的也不必参加堂堂考试或到校听课。当年天安门广场前流血的示威者们以及现今国内在押的政治犯们,都成为这些人在海外以“民运领袖”自居的政治资本。至少直到将来台湾问题彻底解决之前,他们仍可以过着一种衣食无虞、不劳而获、喊喊空洞口号、骂骂中国、吹捧几句台湾的逢场作戏而又自我封闭的生活方式,与普通华人格格不入。就这么几十号人,在狭小的活动空间里,不断地成立这个或那个组织,不断编写经费报告,不断结派,不断倾轧,不断在内部揪“特务”,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末了客死他乡连开个追悼会也被强差人意和利用,令人摇头唏嘘。为了总结他们在“民主事业”上的业绩,本文最后罗列部分“民运人士”近年来发表的文章和演讲的题目,读者从中可以大致领略他们的思想和活动的轨迹。

张宝钦
2002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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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 岭: 有相同文化血统,并不等于说只能有一国----与陈水扁总统对谈
● 任畹町: 祝贺陈水扁荣任中华民国第二届民选总统
● 魏京生: 与陈水扁分享无与伦比的喜悦
● 魏京生: 台独也可支持中国民运
● 魏京生: 台湾民主化进程的历史性一步----就陈水扁当选总统的谈话
● 魏京生: 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与纳粹主义
● 魏京生: 我对台湾独立问题的看法
● 魏京生: 狂热的爱国主义
● 魏京生: 中共的外交越搞越失败
● 魏京生: 国际反恐,中共欲借刀杀人
● 魏京生: 北京办奥运----手铐与金牌
● 魏京生: 民运海外联席会议反对北京主办奥运的声明
● 魏京生: 不能以人权做交易----民运联席会议关于反对美国给予中国PNTR的声明
● 王炳章: 狭隘民族主义是独裁者的最后防空洞
● 王炳章: 欢迎台湾民进党协助催生大陆反对党
● 王炳章: 重建中华民国
● 周勇军: 民主精神不打折扣---- “一边一国”展现陈总统具中国政治家少有的政治坦诚
● 李国辉: 北京,你还不配办奥运会 
● 阮 铭: 九二无共识,一中是绞索
● 阮 铭: “一中”风暴
● 阮 铭: 梦幻“一中”
● 阮 铭: “一个中国”病毒探源
● 阮 铭: “反台独”是黄鼠狼语言
● 阮 铭: 维护中华民国独立主权
● 阮 铭: 两国一制才是台湾理想
● 阮 铭: 两岸关系和国际常识
● 阮 铭: 为谁“全球布局”?台湾?中国?
● 阮 铭: 中共善意回应,统心未泯
● 阮 铭: 正名与务实----蒙古是蒙古,台湾是台湾
● 阮 铭: 中国会逼陈水扁脱裤子
● 阮 铭: 从欺美压台到合美裂台
● 阮 铭: 谁能“设定台湾人民心灵议程”?
● 阮 铭: 别把阿扁总统放到火上烤
● 阮 铭: 陈水扁是弱势总统吗?
● 阮 铭: 阿扁演说的主题
● 阮 铭: 中国猛打扁
● 阮 铭: 台湾不要自己打垮自己
● 阮 铭: 台湾现在最重要的是凝聚内部共识
● 阮 铭: 投准台湾兴败所系之一票
● 阮 铭: 江泽民挥动了“参选”指挥棒
● 阮 铭: 国民党联共反台新战略
● 阮 铭: 联共反台派的破产
● 阮 铭: 连战向谁挑战?
● 阮 铭: 章孝严叛父北京碰壁
● 阮 铭: 试看章孝严如何背叛蒋经国
● 阮 铭: “反独”就是反台----中國黑手分裂海外民?
● 阮 铭: 开创台湾历史新时代----给阿扁总统十点建议
● 阮 铭: 民主快车的火车头----李登辉对台湾的历史贡献
● 阮 铭: 开创历史的卸任领袖
● 阮 铭: 中国----世界的“围城”
● 阮 铭: 布希开创台美中三国新时代
● 阮 铭: 布希说错了吗?----论国际格局变动中的台湾定位
● 阮 铭: 布希向日本提醒美对台立场坚定
● 阮 铭: 新里程碑把台湾引向何方?
● 阮 铭: 什么是新台湾人的国际观?
● 阮 铭: 新台湾人的胜利
● 阮 铭: 新台湾人的气魄
● 阮 铭: 台湾人的幸运
● 鲍 彤: 所谓“主权高于人权”无非是讲统治者有权蹂躏老百姓
● 张三一言: 霸权与教条有害统一 
● 青松: 可笑的“和平统一”十大好处
● 林保华: “一个中国”在台湾缺乏市场
● 林保华: “一边一国”和“推动公投”并无不妥
● 林保华: “两国论”两种心态
● 林保华: “两国论”的起因和影响
● 林保华: “一个中国”和“特殊两国”
● 林保华: 不论统独,尊重民意自决
● 林保华: 台湾的“灾难”从何而来?
● 林保华: 中共黩武和台湾安全
● 林保华: 中共得寸进尺,台湾不可坐以待毙
● 林保华: 中共愈霸道.台湾更离心
● 林保华: 台湾对中共攻打沿海小岛的对策
● 林保华: 国际社会必须关注台湾两千万人的权益
● 林保华: 从战争边缘后退,北京软化立场
● 林保华: 东蒂汶公民投票对两岸的启示
● 林保华: 澳门是“一国两制”的更坏版本
● 林保华: 北京为什么不收回北方的大片失土?
● 林保华: 流氓外交----北京凌辱美国国会
● 林保华: 台湾总统选举是民主的胜利
● 林保华: 中共做蠢事,阿扁当总统
● 林保华: 台湾商人上了中共贼船
● 林保华: 邦联或联邦是中国统一的可能出路
● 林保华: 流氓腔调岂能“反独促统”
● 林保华: 阿扁以柔制刚,北京忍气吞声
● 林保华: 美国调整两岸政策,北京难有强烈反应
● 林保华: 新疆分离主义组织不欢迎香港商人投资
● 林保华: 分离主义不等于恐怖主义
● 林保华: 中国的反美情绪是江泽民制造的
● 林保华: 江泽民外交的恐怖主义面目
● 林保华: 台湾声援中国民主运动
● 林保华: 中共同塔利班政权的“非正式”关系
● 林保华: 许信良“反制”中共的误区
● 林保华: 对达赖喇嘛“委曲求谈”的关切
● 林保华: 台湾选举,华人之最
● 林保华: 台湾选举是民主的胜利
● 林保华: 对民进党新政府的批评要顾全大局
● 林保华: 台湾的一些可疑人物
● 林保华: 辜汪会晤在即,分化瓦解不可取
● 林保华: 中共才是麻烦的制造者
● 林保华: 中共和东加建交破坏两岸和解气氛
● 林保华: 中共还在为台湾的震灾大作政治文章
● 林保华: 申办奥运和中国人权
● 林保华: 从立法会选举看香港“中国化”
● 林保华: 澳洲主权转移,葡国风情难舍
● 林保华: 中共的“两个拳头打敌人”----评中共打压法轮功和两国论
● 林保华: 北京“运动群众”反美的真章
● 林保华: 香港“人民代表”冲击“一国两制”
● 林保华: 钱其琛对香港民主法治说不
● 林保华: 北京出兵阿富汗之谜
● 林保华: 胡锦涛访美可能生变的背后----评中共抗议台湾国防部长汤曜明访美
● 林保华: 在纽约华文作协谈《中国即将崩溃》
● 林保华: “一边一国”和“一江一水”
● 林保华: 中共对台“切头断颈”
● 林保华: 踏足台湾看选战
● 林保华: 民进党美东党部交接仪式美东联成公所交接典礼
● 林保华: 纽约侨界欢迎行政院游锡堃院长过境
● 林保华: 北京应借道给美国出兵阿富汗
● 林保华: 能挖出北约“误炸”中共使馆的究竟吗?
● 林保华: 白皮书掀起波涛----评中共《一个中国原则和台湾问题》白皮书
● 林保华: “一边一国”有理,外界反应有因
● 林保华: 李登辉为台湾定位
● 林保华: 李登辉的“第二春”
● 林保华: 吕秀莲过境纽约宴请侨界
● 林保华: 赖昌星是中国人民的财富
● 杜导斌: 如何对待民主台湾? 
● 陈中煌: 一个民主台湾和一个民主中国
● 王 丹: 民进党为什么会大胜
● 王 丹: 叫嚣对台动武之背后
● 王 丹: 民进党已放弃台独
● 王 丹: 军备竞赛危害中国前途
● 王 丹: 中共不应对俄国抱有幻想
● 王 丹: “两国论”分析
● 王 丹: 评新一轮两岸紧张关系
● 王 丹: 解决台湾问题“三通”不如人心通
● 王 丹: 台湾大选给中共带来的教训
● 王 丹: 美丽岛事件与台湾的民主运动
● 王 丹: 参加台湾总统就职典礼的感想
● 王 丹: 我为什么赴台参加陈水扁的就职典礼
● 王 丹: 台湾政治复杂,中共对策模糊
● 王 丹: 台湾经验给我的启示
● 王 丹: 台湾民主制度见闻
● 王 丹: 江泽民的台湾情结
● 王 丹: 南北韩高峰会谈对台海两岸问题的启示
● 王 丹: 反批美国人权状况实为黔驴技穷之表现
● 王 丹: 对北京学生抗议北约的三点意见
● 王 丹: 幸灾乐祸无异于恐怖主义心态
● 王 丹: 三年来未交一个大陆朋友
● 王 丹: 钱钟书不是知识分子
● 王 丹: 海外民运已经失败
● 王 丹: 台湾大选断想
● 王 丹: 李远哲的启示----如何看独立知识分子李远哲在台湾选战中挺扁的影响
● 王 丹: 从国民党在台湾政治转型中的作用看台湾经验在大陆的前景
● 张 菁: “一国两制”根本不可靠,台湾人民好自为之----香港人眼中的“新中国”
● 许纪霖: 人权和主权----宁要失去了主权的人权,也不要没有人权的主权
● 樊百华: “阿扁”,好亲切的一唤!
● 樊百华: 台独乃Made In Beijing!
● 樊百华: 东帝汶,独立就独立呗!
● 樊百华: 不得不说的话----关于大陆与台湾
● 樊百华: 我的国权观 
● 樊百华: 中国,谁无诚信?
● 项小吉: 汉奸与爱国贼
● 李少民: 台湾经验与大陆的变革
● 赵达功: 中国人民没有国家主权 
● 赵达功: 不要把台湾逼得太紧
● 赵达功: 爱国主义的“摇头丸”
● 阿克顿巴: 联邦制可结束中共对西藏的野蛮统治
● 迪里夏提•热西提: 维吾尔人有权自决
● 迪里夏提•热西提: 维吾尔人的独立意识是遏制不了的
● 迪里夏提•热西提: 恐怖统治下的“新疆”
● 迪里夏提•热西提: 从台湾的选举看新疆问题
● 迪里夏提•热西提: 维吾尔人的苦难和对民运的期待
● 迪里夏提•热西提: 新疆问题不单是民族问题
● 史 东: 林肯反对“一国两制”
● 叶 宁: “两国论”真知灼见----人民自决、两国论、台湾与民运的点滴意见
● 冯素英: 关于民族主义和人权
● 张伟国: 以退为进----抗衡北京打压台湾
● 张伟国: 欣闻台湾筹建“国家人权委员会”
● 张伟国: 中国的危机与转机维系于达赖喇嘛
● 张伟国: 美国出现“台湾热”
● 张伟国: 攻打台湾需要回答的问题
● 张伟国: 魏京生筹组“汉藏友好协会”
● 张伟国: 海峡两岸存在的不是台湾问题,而是中国问题----行政院陆委会高孔廉副主任委员访谈录
● 张伟国: 香港正在褪色
● 张伟国: 两岸关系要以新思维超越“旧轨道”----“超限战”暴露流氓流氓帝国主义本性
● 张伟国: 评轰轰烈烈的台湾选举
● 张伟国: 法轮功与中共抗争的新发展
● 钟 飞: 台湾为何要关心中国
● 陈维健: 达赖喇嘛----精神导师
● 刘晓波: 如果统一就是奴役
● 刘晓波: 自治的权利 
● 刘晓波: 两岸关系的道义原则
● 刘晓波: 陈水扁挑战中共的国际因素
● 刘晓波: 陈水扁挑战中共的道义支撑
● 刘晓波: 陈水扁挑战中共的大陆因素
● 刘晓波: 人权高于主权
● 刘晓波: 再论人权高于主权
● 刘晓波: 和平是唯一选择,民主是最佳前提----评两岸关系
● 刘晓波: 大陆爱国者的流氓相  
● 刘晓波: 把大陆民族主义梳理回八十年代
● 刘晓波: 解开西藏死结的钥匙----读王力雄新著《与达赖喇嘛的对话》
● 刘晓波: 专制独木桥还能走多久?----美俄结盟与中共的选择
● 萧雪慧: “爱国主义”评析
● 严家其: “双城记”与“双独记”----陈水扁要借“军事威胁”争取胜选
● 严家其: 论“民族主义”存亡的四大因素
● 庞梅清: 申奥成功使中共肆无忌惮
● 武 铭: 给“九一一”幸灾乐祸者
● 曹长青: 中国对台白皮书遭全球谴责
● 曹长青: 中共导演的反美荒唐剧
● 曹长青: 人权的价值绝对高于主权----反美示威:两种文化的冲突
● 曹长青: 台湾的考虑和美国的可能反应----台湾放弃“一个中国”的冲击
● 曹长青: 中国媒体又开始煽动民族狂热
● 曹长青: 两德模式是两岸关系的样板
● 曹长青: 台湾人民有选择独立的权利----人的尊严高于领土和国家
● 曹长青: 多数美国人赞成美国和台湾建交
● 曹长青: “一个中国”政策已经过时
● 曹长青: 国际需要世界警察----东帝汶屠杀的启示
● 曹长青: 江泽民的心病,疼到下世纪----小法轮转动大中国
● 曹长青: 克林顿的天真和愚蠢----美国对中国的幻觉
● 曹长青: 爱国主义的背后是剥夺人权----中国知识份子的百年误区
● 曹长青: 活佛出逃,牵动各方
● 曹长青: 陈水扁当选的意义
● 曹长青: 围堵台湾
● 曹长青: “一个中国”对陈水扁的考验
● 曹长青: 装备落后的中国难敌美国的制裁 ----北约轰炸南斯拉夫震撼中共
● 曹长青: 朱克会谈显示北京手中无牌
● 曹长青: 义和团救不了中国----中国媒体在反美示威中的角色
● 曹长青: 中美分歧知多少?
● 曹长青: 民族自决是世界潮流----北京为何不敢和达赖喇嘛谈判
● 曹长青: 记者用了民族主义毒品之后
● 叶 欣: 国际社会应给台湾一席之地 
● 叶 欣: 矫情的爱国主义
● 沙裕光: 和平统一,尊重台独 
● 柳大正: 大一统----中国政治的“天理”?
● 柳大正: 大一统的脉络与后果
● 柳大正: 联邦主义与人民主权
● 柳大正: 联邦制与单一制
● 柳大正: 联邦与邦联
● 柳大正: 联邦主义的政治观
● 柳大正: 联省自治----二十世纪的联邦主义尝试
● 柳大正: 联省自治与省宪运动
● 柳大正: 自由与权力的两难----阿克顿论联邦主义
● 许志林: 流氓国家与非流氓国家中的流氓----中国
● 余 杰: 台湾的选择
● 余 杰 : 爱国和害国----评中美之间的飞机冲突
● 余 杰 : 面对中国的国难----痛斥流氓民族主义四人帮李敖、李寒秋、李宪源与阎学通
● 张先梁: 一国两制的“矛”与“盾”
● 张先樑: 香港终于跨入了以言论治罪的新时期
● 张先樑: 大陆香港化还是香港大陆化?
● 张先樑: 中共的“反独促统”运动可以休矣!
● 范英著: 民族主义是摧毁自己的土炸药
● 林才君: 美国911事件对两岸关系的启示
● 薛 伟: 坚决支持东土独立运动----在第三届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 薛 伟: 陈水扁虽败犹荣
● 薛 伟: 假如我是民进党人----再谈我的统独观
● 薛 伟: 人民的福祉高于一切----我的统独观
● 林 牧: 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 林 牧: 人权高于国家主权,人权超出一国的内政----论人权与国家主权
● 王希哲:“一国两制”就是战争
● 王希哲: 反对无条件给予中国PNTR
● 钟祖康: 国家越统一,人民越不快乐
● 蔡崇国: 法轮功和民主
● 蔡崇国: 如何看“两国论”----李登辉先生体现了坦率和勇气
 
● 牟传珩: 高扬“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帜----人类“类”化意识的政治自觉 
● 唐柏桥: 公投不等于宣战
● 唐柏桥: 大陆民主化是两岸和平统一的先决条件
● 唐柏桥: 自取其辱----中美女足赛中国队落败有感
● 唐柏桥: 高瞻与李文和
● 唐柏桥: 联合一切反抗力量----法轮功、台湾及西藏、新疆、内蒙等一切争取民族解放的力量
● 唐柏桥: 不一样的爱国
● 廖天琪: 以理性和人道主义来进行汉藏对话
● 东 海: 中共武力犯台有何依据?
● 东 海: 李登辉“国与国关系”说得好
● 东 海: 一封关切台湾选举和中国民主的短函
● 朱 帆: “一个中国”与“特殊两国论”----有必要打破“一个国家一个主权”观念
● 黄晓敏: 足球与国运
● 彭小明: 两岸座谈会发生强烈对峙----国台办副主任孙亚夫访问欧洲不平静
● 陈奎德: 台湾的宁静革命
● 陈奎德: 北京的对台哑剧
● 陈奎德: 北京 vs. 达赖喇嘛----“西藏文化代表权”争夺战
● 叶 铭: 中共要悬崖勒马,不要变成人民公敌----评中共的“台独就是战争”说
● 萧功秦: 警惕极端民族主义
● 刘 青: 从两国论到人道人权
● 刘 青: 看台湾选举谈人权
● 刘 青: 两岸争论中的人权问题
● 刘 青: 中共荒唐的人权自决说
● 刘 青: PNTR与人权
● 刘 青: 取缔法轮功是对人权的重大侵犯
● 北 明: 列强出兵中国是被迫自卫----为八国联军辩护
● 黄 翔: 犯人的祖国
● 吴稼祥: 莫把台湾作港澳----劝中共当局认真考虑邦联制统一方案
● 吴稼祥: 讨论中国的联邦制
● 吴稼祥: 两种联邦主义----手段的联邦主义和目的的联邦主义
● 吴稼祥: 孙中山与陈炯明之争----早产的“联省自治”
● 吴稼祥: 民主的履带----联邦制对集权的制约
● 吴稼祥: 还土于民----联邦化与农民收入问题
● 吴稼祥: 联邦化----从政治上发展西部
● 吴稼祥: 一只有“联邦”花纹的猫----邓小平对中国复合制政体的创制
● 吴稼祥: 制度取向与破镜重圆----中国应选择联邦主义的制度
● 吴稼祥: 香港向左转----中央集权与文化个性的萎缩
● 吴稼祥: 两种联邦主义
● 吴稼祥: 用联邦制疗治国家内伤
● 吴稼祥: 统独四策,联邦为上
● 杨小凯: 中国统一之利弊
● 萧 寒: 农民赖昌星实在了不起
● 陈劲松: 虚假的中国
● 陈劲松: 从人均收入看海峡两岸差距
● 陈劲松: 澳门回归的前与后、喜与忧
● 陈劲松: “两国论”冲击两岸经济----北京当局不得不正视台湾多数民众支持“两国论”
● 陈劲松: 台湾大选,共产党何以一言不发﹖
● 陈劲松: 借反“台独”打击台商于理难容
● 陈劲松: 美国究竟应不应该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
● 陈劲松: 观摩台湾选举----澄清的误解
● 陈劲松: 面对台独----“经济牌”为何打不响?
● 陈劲松: 台湾观选记
● 杨力宇: 民主化的中国不会以武力威胁台湾
● 彭明: 问国人
● 胡 平: 白皮书挑战和平----评中共《一个中国原则和台湾问题》白皮书
● 胡 平: 两个中国与双重承认----和大陆朋友谈“台独”
● 胡 平: 从沈国放讲话和解放军报文章看撞机事件真相
● 胡 平: 中共对台政策何处去?
● 胡 平: 使馆事件余波----兼答邓郎
● 胡 平: 使馆被炸事件与中美关系危机
● 胡 平: 人权与主权
● 胡 平: 法轮功、两国论及超限战
● 胡 平: 高瞻访谈录
● 冯国镪: 大汉族主义、国家统一与民主----读刘国凯与巴赫文章有感
● 杨建利: 既然有两个“政治的”中国,那么主权不就被分割了吗?----浅谈两岸关系中的基本是非
● 杨建利: 以国家的名义逃脱罪责?
● 王德耀: “台独”的罪魁祸首还是中共自己----从不同角度谈“台独”问题
● 许莫陈: 春秋大义评时政----从陈水扁出访谈起
● 莫莉花:“卖国贼”----大写于史册的人
● 莫莉花: 台湾应尽快加入世界人权体系----小议陈水扁先生的就职演说
● 莫莉花: 在土耳其看“疆独”----谈中国人民的知情权
● 耶 人: 石原慎太郎与“三国人”----石原,代表着日本社会的大潮流
● 菲 丁: 东土独立运动走向世界----第二届东土民族大会在德国慕尼黑召开
● 巴 赫: 《独立宣言》给内蒙古人民的启示
● 巴 赫: 落后的“大中华一统”观念
● 巴 赫: 驳“自决有条件”论
● 苏绍智: 从台湾大选看中共
● 艾尔肯: 中国民族主义论----对严家祺先生的民族主义观的看法
● 盛 雪: 访达赖喇嘛
● 盛 雪: 达兰萨拉----辛酸与悲凉的故事
● 盛 雪: 中国政府全力施压,赖昌星难民案被拒
● 盛 雪: 远华案主嫌同两岸谍报战
● 盛 雪: 赖昌星是一个生意人
● 盛 雪: 谁想杀赖昌星灭口?
● 于浩成: 美国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吗?----中美关系的历史戳穿中共的谎言
● 于浩成: 主办奥运与尊重人权
● 汤 本: 春天的台湾----台湾总统大选观选述评
● 倪育贤: 党国沙文主义的拙劣表演----评中共煽动的反北约示威丑剧
● 倪育贤: 关于台湾民进党与大陆民运力量的加强协调和合作的建议
● 倪育贤: 从达兰萨拉到深圳
● 安 琪: 西藏人有民族自决的权利----专访自由亚洲电台西藏部主任阿沛•晋美
● 于大海: 以爱心架越汉藏鸿沟----中共政策可能逼出分裂
● 达瓦才仁: 再论中国民运与西藏问题
● 达瓦才仁: 不要让概念掩盖西藏的真实
● 达瓦才仁: 达赖喇嘛访台评述
● 达瓦才仁: 台、藏人民,小心中共的离间
● 王林建: 反对北约的立场不可取----致江泽民主席和中国外交部的公开信
● 一 念: “爱国”与“卖国”
● 莫莉花: 专制者的天敌----洪哲胜
● 莫莉花: 可笑的“全球华人反独促统大会”
● 莫莉花: 西藏问题不是一个孤岛----评达赖喇嘛特使访华
● 莫莉花: 我们和平的维吾尔人为什么要起义?----“东土耳其斯坦联盟”主席艾尔肯访谈录
● 李晓庄: “一国两制”的症结在“一国”
● 章小廑: 刘凯申与达瓦次仁谈北京与达赖喇嘛关系
● 沈 彤: 美国在台湾的利益与中美台关系的未来----访问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部主任林蔚教授
● 金尧如: 在“一中原则”下什么都好谈吗?
● 金尧如: 中共应从美对台军售中总结教训
● 金尧如: “两个中国”肇源于中共的革命战争
● 金尧如: 诬指“青天白日满地红”为伪旗---- 我曾受周恩来和廖承志严肃批评
● 金尧如、伍 凡: 统一不易,台独也难,现状可恃
● 金尧如、伍 凡: 胡锦涛访美----中美台三角关系的新变化
● 九 哥: “新爱国族”的恐怖
● 九 哥: 台陆统独鸡尾酒
● 九 哥: 中国狗日本狗的命
● 郑 漆: 主权国家内政可不可以干涉?
● 伍 凡: 北京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的政治和军事意义
● 伍 凡: 联邦制和「一国两制」
● 伍 凡: 从国会对台决议案到北京发表国防白皮书----看北京和华盛顿关系的新变化
● 伍 凡: 科索沃战争停火和重建----“人权高于主权的胜利”
● 伍 凡: 北京对华盛顿展开武器竞赛
● 伍 凡: 北京阅兵的观感
● 伍 凡: 为了子孙后代和平,北京不能发动战争!
● 伍 凡: 迎接新世纪----祈祷中国和平发展的道
● 伍 凡: 举办澳门“一国两制”国际研讨会记实
● 伍 凡: 坚持中华民国是维护台湾的关键
● 伍 凡: 采用“中华两国”联邦制,台湾问题就有活路了----评北京拟定统一台湾时间表
● 伍 凡、金尧如: 从经济层面分析中共攻打台湾的弱点
● 还学文: 达兰萨拉行
● 还学文: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第三届各国支持西藏组织国际会议报导
● 春 炬: 国中有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方案
● 陈泱潮: 中共“联俄抗美孤台保专制”外交战略的破灭
● 陈泱潮: 台湾安全与中共十六大关系最为密切之点
● 刘宾雁: 国家概念的两个关键区别
● 马 修: 中国已进入恐怖时代
● 马 修: 法轮功是“一国两制”的试金石
● 查建国: 为什么人权高于主权?----科索沃事件的反思
● 纪 红: 华盛顿支持西藏活动
● 纪晓峰: 警惕中共玩火,突袭台湾外岛
● 纪晓峰: 要统一而专制,还是要分裂而民主?

(摘自《北京之春》、《中国之春》、自由亚洲电台、《大纪元》、《民主论坛》、《王丹论点》、《中国事物》、《新世纪》、《议报》、《南方快报》“阮铭专栏”、《中华评述》等网站。)


(文章来源:“东西南北”、“海纳百川”等网站以及互联网搜索)